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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次放弃可以出名和赚钱的工作机会，只是为了留在克拉拉身边。他不断地给她写情书，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但这些情书一封也没有送到克拉拉手里。因为，他从克拉拉那儿理解了爱情的真正的涵义，看到了自我克制的美。
克拉拉理解勃拉姆斯的热情，理解他想要为她献出一切的狂热。但他更爱惜他的天才和他的忠诚。她也原谅他的稚气。她以女性的温柔引导他面向现实，又以母性的爱抚慰他骚动的灵魂。
整整两年，勃拉姆斯的整个生活，全部是为了克拉拉，为了那种纯洁的、崇高的、无望的爱情，为了那种只能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爱情。
克拉拉是他的女神。
三
两年后，舒曼去世了。
这两年来，漫长的痛苦并没有减弱这最后一次打击的分量。克拉拉的心碎了。
现在，克拉拉自由了。
过去两年里，那些热衷于散布流言蜚语的卑鄙小人们更加无耻地在那儿鼓噪着。有人甚至说，勃拉姆斯就是克拉拉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
然而，勃拉姆斯却出人意料地离开了克拉拉。
勃拉姆斯倒不是惧怕那些闲言碎语，而是因为，他越来越感到他的爱情是道义所不容许的，而且，这种爱情也不可能填补克拉拉失去舒曼的精神缺憾。这种感情与理智、感情与道德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不能忘却的爱情和难以逾越的道德，在他心灵里撕咬着，使他感到莫大的无法解脱的痛苦。
舒曼的死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舒曼解脱了。他也解脱了。他找到了控制自己激情的力量。这也是克拉拉教会他，给予他的。
勃拉姆斯学会了控制，但痛苦并不会消失。他的痛苦只能在音乐中找到寄托，他的激情从心底里流泻到五线谱上。
他从这时开始构思《C小调钢琴四重奏》，写好后一再修改，直到20年后才最后完成。从他笔尖流出来的不是音符，而是心底的血。
当他把刚写好的第一乐章拿给他的朋友看时，解释说：“请想象一个人将要开枪自杀，对于他，已没有别的出路。”
六年后，当他把这四重奏全稿送给他的朋友时，在信中写道：“我把这首四重奏纯粹作为一件古董送给你，——它是穿蓝色燕尾服和黄色背心的人的生活的最后一章的一幅插图。”意思是指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末尾对死去的维特的描写，暗示了他那维特式的痛苦。
最后，在他离开克拉拉20年后，他把这个作品交给出版商去出版。他在信中说：“你在封面上必须画上一幅图画：一个用手枪对准的头。这样你就可以形成一个音乐的观念！”
维特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勃拉姆斯则用音符记录下维特式的痛苦。
维特没有出路。艺术拯救了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离开克拉拉时只有23岁，他20年后还没有忘却这种痛苦。《C小调钢琴四重奏》是爱情的纪念和痛苦的结晶。
《C小调钢琴四重奏》是个标志，是不能忘却的爱情的标志，是不可逾越的道德的标志，也是这种永恒的冲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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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547
Title ：托斯卡尼尼的听觉和记忆
Author ：胡延仲、潘心洁
Issue ： 总第 0期
Provenance ：新民晚报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托斯卡尼尼（1867～1957年）是世界伟大的指挥家。
1886年，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托斯卡尼尼作为一名大提琴手，随一意大利歌剧团出访南美洲。在里约热内卢演出期间，乐队指挥因与队员之间的矛盾激化，于《阿伊达》开幕当天拂袖而去，当晚演出只得由助理指挥临时“顶替”。不料，他刚一出马就被观众轰下台来。继之而上的合唱指挥亦未能幸免。正当帷幕难启、走投无路之际，乐队队员中忽然有人想起托斯卡尼尼曾于旅途中看过《阿伊达》的总谱，于是人们便将托斯卡尼尼请了出来。只见年仅19岁的托斯卡尼尼放下大提琴走上指挥台，不假思索地挥动乐棒（人们后来称他的指挥棒为“魔棒”），乐声便随之而起。此时，台下男女纷纷起座，始则投以迟疑的目光，稍倾又静静坐下，待一幕演罢，他们不但疑虑全消，并进而欣喜若狂了。四幕大歌剧在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下顺利演完，而指挥台谱架上那本厚达数百页的《阿伊达》总谱却一页未曾翻动。托斯卡尼尼“一举”成名，戏剧性地开始了指挥家的生涯！
1908年，托斯卡尼尼受聘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在一次演出前，担任歌剧《托斯卡》指挥的斯帕特利诺不慎受伤，托斯卡尼尼挺身而出，结果演出又大获成功。
大都会歌剧院的乐队堪称世界一流，然而，托斯卡尼尼首次与之合作排练就“鸡蛋里挑出了骨头”。那是排练《神界的黄昏》，乐队刚奏出几个小节就被托斯卡尼尼叫了“暂停”。原来，首席大提琴手错把降“B”奏成“A”音了。但那位演奏者对此颇不以为然，并声称许多年来他就一直是现在这样演奏的。面对这一“历史性错误”，托斯卡尼尼深知一时的说服难以奏效，便请他拿总谱来核对。乐谱取来后，只见该处清晰地印着降“B”音。那位自信的音乐家此时方如梦初醒而面带愧色，整个乐队也大为震动，并对托斯卡尼尼惊人的听觉和记忆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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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548
Title ：我的早年生活
Author ：温斯顿·丘吉尔
Issue ： 总第 89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吴植林
“每个人都是昆虫，
但我确信，
我是一个萤火虫。”
刚满12岁，我就步入了“考试”这块冷漠的领地。主考官们最心爱的科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喜爱历史、诗歌和写作，而主考官们却偏爱拉丁文和数学，而且他们的意愿总是占上风。不仅如此，我乐意别人问我所知道的东西，可他们却总是问我不知道的。我本来愿意显露一下自己的学识，而他们则千方百计地揭露我的无知。这样一来，只能出现一种结果：场场考试，场场失败。
我进入哈罗公学的入学考试是极其严格的。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因为拉丁文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这种惨境中整整熬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正是从这些表明我的学识水平的蛛丝马迹中，威尔登博士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这说明，他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是一个不以卷面分数取人的人，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崇敬他。
结果，我当即被编到低年级最差的一个班里。实际上，我的名字居全校倒数第三。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两位同学没上几天学，就由于疾病或其它原因而相继退学了。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我继续待了近一年。正是由于长期在差班里待着，我获得了比那些聪明的学生更多的优势。他们全都继续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诸如此类的辉煌的学科，我则被看作是个只会学英语的笨学生。我只管把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牢记在心——这是光荣的事情。几年以后，当我的那些因创作优美的拉丁文诗歌和辛辣的希腊讽刺诗而获奖成名的同学，不得不靠普通的英语来谋生或者开拓事业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自然我倾向让孩子们学习英语。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英语，然后再让聪明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但只有一件事我会强迫他们去做，那就是不能不懂英语。
我一方面在最低年级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利的1；200行史诗，并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这着实让人觉得自相矛盾。我在几乎是全校最后一名的同时，却又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就我在学校的名次来看，这次考试的结果出人意料，因为许多名次在我前面的人都失败了。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好运——在考试中，将要凭记忆绘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将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放进帽子里，然后从中抽出了写有“新西兰”国名的纸条。接着我就大用其功，将这个国家的地理状况记得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