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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部书对研究未来中日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就在于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运用第一手资料分析中日关系，从而能够准确地认识、把握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今天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少，出版的论著也很多，但能够超越前人水平的著作并不多见。在日本学者提出的近代以来外国人研究日本的一百部名著中，中国人写的有三部，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日本论》和戴季陶的《日本论》，而这三部书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现在的日本。我们的学者应该运用王芸生先生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日本这个客观对象进行冷静的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邻居。
金熙德：我认为这部书是站在三十年代时代思想前沿的一部专著，除了治学严谨之外，考虑到当时对日妥协的政治环境，王芸生不为所动，治学是很有勇气的，令人敬佩。遗憾的是，日本人读了这部书也从未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读了此书也并未吸取任何教训，历史正是朝着王芸生所分析的方向发展。这八卷本揭示出来，中国的落后衰微，一个方面在于国力，国家贫弱得连民族的元气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于政府，那样的政府根本无法依靠。
谈到当前的情况，可以说过去的历史进程还没有结束，从狭义上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中日关系的主题仍是历史问题。对这段历史的体验和认识，日本人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从现在来看，这种历史观的差异很难有大的改变了。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与“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中国政府工作的核心就是“把历史问题当作历史”，但看来不行，因为中日关系不单是中国说了算的。最近的情况是，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民间的力量也参与进来，中国政府要照顾到民间的声音，而恰好现在也正是日本右翼势力最猖獗的时候。日本右翼的“新理论”层出不穷，如“中国的反日教育造成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等等，许多日本人都相信，中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澄清。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出问题，还是会在中日关系中，这一点应认识清楚。
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谈到中日关系时常说“日本人民是好的，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是反动的”，即所谓“区分论”，我们试图以此解开中日关系的困境，这个理论的意义不可否认。但是“区分论”要能站住脚，需要让日本人都接受才行，否则我们就难以坚持。现在历史问题把中日两国所有矛盾都卷进来了，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有对日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站在两国关系的制高点上。
赵京华：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时时想到当今的中日关系。我想换一个视角来看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我认为在近代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曾经出现过三次崛起的机会。第一次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四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有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兵器军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据孟悦的论文《什么不算现代？》，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的装备实际上难以否认地精良”，日本人并无把握战胜中国，但历史就这样发生了，结果是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另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员安·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两千年回顾》一书中的估算，一八七○年，中国的GDP为187。173亿美元，占世界的14。6％。这个数据显示中国具有了近代化的基础。但不幸的是，甲午战争打断了这个发展进程，相反日本从战争中得到的两万万两白银赔款，对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发展，是一剂强心针。日本占据台湾，吞并朝鲜，第一次成为东亚的霸主。第二次中国崛起的机遇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市场开始重新划分，这对中国是一个机会。有人称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九二七年后，国民政府出台了许多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一九二九年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10。3％，到一九三七年，中国的各方面持续发展，又面临新的机遇。但是抗战的全面爆发再一次打碎了现代化的梦想。历史上两次中国崛起的机遇都因为日本挑起的战争遭遇挫折。第三次机会就是现在，从一九八○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世界公认。我们用过“和平崛起”的讲法，但崛起仍对地缘政治中原有的霸主构成挑战，我认为应该从这个方面认识中日关系。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从表面上看，东亚的霸主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从一九四七年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政策完全改变，为配合冷战，从压制日本转向扶持日本，五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复兴，并在六七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一时期，“二战”中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通过经济手段得以实现。到一九九七年之前，在经济上日本的东亚霸主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今天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中日关系却面临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局面，我想这不单单是历史认识问题，或是领土与资源之争，而是地缘政治中的霸主地位之争。最近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未来的中日关系就要看中国是如何做大，以及日本是如何缩小的”。虽然这是一句玩笑，但我觉得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从这样的视角看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并分析双方的立场和诉求，才能够有效地处理中日之间的矛盾。今天的学者应像王芸生先生那样，真实地呈现历史，追溯历史的脉络，以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严安生：在目前中日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作日本研究的学者常感到困惑，我们能做些什么工作？一九三一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经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轻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这番话记得是说在五六月间，话音未落，六月就开始闹“万宝山事件”，拉响了“九一八”的序曲。“知日”成了最后关头的警示。当时最早回应“知日”这一历史要求的就是《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的这个专栏和这部书。其后，在战云逼近的“仇日”声浪下，一批学界文化界名人也努力回应这个要求，掀起一阵研究日本人、日本文化、政情敌情的高潮。但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研究日本问题、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者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过去浩大的“知日”群体，但好像对社会发言的勇气、空间和影响力反倒不如过去，学界与政界、新闻界的互动也很少。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谈“以史为鉴”，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离不开美国，要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也离不开美国。一九四八年东京军事法庭赦免了天皇的罪行，保留了天皇制，当时《大公报》即发表社论专门谈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赦免了天皇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当时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发出了最鲜明的反对声音，他们对历史是有功的，但没有留下痕迹。
一九八○年刘大年先生去日本访问，当时他正在撰写这部书的《读后记》，提出了对“国无常仇”这一提法的不同意见，认为不能笼统言之。那时正值恢复邦交、中日友好的新的“蜜月”期，我和有些人还认为刘先生的坚持有些冷峻，但现在的日本人并不接受你阶级分析的“国无常仇”的观点，而且仇恨还在再生产之中。有许多问题王芸生当年就认清了，不过在历史中流失掉了，十分可惜。
刘晓峰：读王先生这部书，非常钦佩他那份拼命努力的精神。在那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么大的一部书，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深觉当时那一代记者、学人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们这一代出色。看这本书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到今天，日本战败有六十周年了。这六十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有一些是我们中国人并不十分了解的。从思想观念上讲，日本原来的伦理秩序（如武士道）已在战败时被打碎。天皇作为武士效忠的对象，按照日本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