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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读书选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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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女性被关在“杨家院子”里,虽没被严密“监禁”,但也逃不出去,经常遭受性暴力伤害。当被问到“为什么不逃”这个问题时,曾引得村里人发笑。村里的男人们说:“村里交上去的女人怎么能跑!” 

  这些故事从任何官方资料和地方志的记录中都难以查到,只有在重返“现场”与亲历者面对面的交谈中才有可能获得。“性”、“女性”这些曾经是很“私”、很“贱”的事项,在民族/国家以及“发展”、战争这些“大是大非”中找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重要位置,留下的复杂思绪,远不是一个“苦涩”可以了断。 


  接下来的是,平民和女性的战争责任问题。 
  作为日本国民的平民和女性,他(她)们在战争中有怎样的表现?面对被侵略的他国人民,他(她)们是否也应当承担必要的战争责任?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女学者加纳实纪代,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不断地追究作为平民的日本女性的战争责任。在《满洲与日本女性》中,她清晰地描述了占领“满洲”与日本人的利益关系: 

  一九三二年三月,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有三百万失业者,潜在失业者的人数更是成倍增长。同时,农村也十分不景气,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长野县养蚕地区等,卖掉女儿、全家人一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缓解国内矛盾、解决平民生计问题而对外作战,在世界史上不乏先例。英国工业革命造成大批失去土地却没有事做的农民和市民,这种压力下,到海外去开发殖民地无论于个人还是于国家都有好处。国家不惜派出军队,炮舰开道对外侵略,适时地迎合了资本扩张和贫民就业的双向需求;广大民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同时圆了自己的“富人”梦和统治者的“帝国”梦——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这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集体赋权于统治者,以便统治集团可以“合法地”使用国家机器(对外)公开抢劫。发动战争因此不仅是“这一个”民族可能不劳而获的有效手段,也是公开以集体屠杀的方式为“这一个”国家的广大民众谋取最大利益清扫道路。比如日本,动员了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关系到全民的利益,与民生即整个日本民族的发展和福利密切相关。 

  那么,那些一向是反对战争的女权主义者呢?面对战争她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所谓“民族利益”面前她们曾经如何作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始,日本的妇女运动高涨,妇女团体协力争取妇女参政权利。在日本入侵“满洲”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二年,妇选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拥护宪政的立场。但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这种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情况很快就在‘总体战’的动员中改变了。日本进入举国总动员时期,所有组织和运动的存在和延续都以支持战争为前提。市民的妇女团体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坚持反战而被解散或被关进监狱,还是支持战争而得以继续生存?很显然,曾经是支持左倾的妇运团体选择了后者,于一九三八年组成日本妇人联盟,共同发出了支持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西川子:《总体战与女性》,二○○○)。曾提出“反战”、“反法西斯”的女性团体,对侵略“满洲”的行为也一致表示承认和接受。 

  女权运动在战争中偃旗息鼓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国都有表现,谈到原因,几乎都与各自的民族存亡和国家利益有关——但,仅仅如此吗? 

  有关研究发现,女性积极参战也与妇女自身的“解放”密切相关,战争为妇女走出家庭、实现社会价值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西川子在《总体战与女性》中给我们讲了三个案例,其中杰出女性吉冈弥生的历程格外耐人寻味。吉冈弥生漫长的一生(一八七一——一九五九)贯穿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些日本近代史上所有的战争。她最早在东京设立女医学校,关注男性医生力量薄弱的预防医学,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的新殖民地,从中国大陆和朝鲜接受了不少留学生,还在缅甸、泰国建立医院培养女医生和女助产士。日俄战争后,学生数量急增,使她的事业蓬勃发展。作为一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她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事业、学校的繁荣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中,她理解和支持政府占领“满洲”,认为“满洲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抗日运动而不得已发生的,应举国一致予以应对”。随着战线扩大,男性医师开始出征,吉冈随即派遣自己的女毕业生去那些没有医生的村子工作。一九三七年她加入了日本妇人团体联盟,一九三八年担任时局妇人大会主席,“在国家非常时期预见到女性只要支持国策自然会得到具体回报”。一九三九年,将近七十岁的吉冈赴德国考察,观摩了纳粹青年团和妇人会严谨的组织构成,认为纳粹妇人会是日本妇女团体学习效仿的典范……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她个人身上直接追究其战争责任,她不过也就是那个民族/国家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敏锐地发见并迎合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需求——那么,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对女性有了什么“新”的需求?是什么力量让那个一向十分歧视女性、性别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在两性观念上迅速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由此引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妇女解放与战争的关系。 

  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以“新国民”的名义动员妇女走上社会,在各国的发生几乎都与战争有关。战争需要妇女,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程度超常攀升。早在“总体战”之前,日本妇女就意识到“战争对妇女参政有好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早有“利用战争”的想法。战时唯一的女性杂志《女性展望》曾以美国和英国为例,介绍那里的妇女实现了参政权,就是因为女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家庭支持战争,到前线去做看护,到工厂和政府机关工作,因此明确提出了“趁此机会也要稍稍提高妇女地位”的想法。“政府像是要证实妇女们当时的期待似的呼吁她们支持体制,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决定了其最下层组织——邻组——在集会时要‘户主及主妇’出席,妇女们也期望通过与丈夫同等参加集会提高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加入地方组织来提前一步实现妇女的公民权。”(西川子,同上)紧接着,国家出面开始了对“新女性”的塑造,针对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和女性参加集体行动的现象,推出了代表“新的日本女性”的形象: 

  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了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晖峻义等人的建议:“现在日本妇女的代表形象,不是跪在榻榻米上穿着和服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是在城市、农村参加劳动的年轻妇女……这样,成为日本主要力量的职业妇女作为日本妇女的代表,率先穿上国民服装,然后全面普及。要把服装放到象征着新日本妇女的精神的重要地位上,使其具有指导性作用。”(若桑绿:《总体战体制下的私人生活统制》) 

  “总体战”体制下虽然没有直接征召女兵,但传统的性别分工界限已经模糊,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当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年市民走上前线成为士兵,保卫后方的妇女就自然升格为市民——市民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是这样在“爱国”的全民战争中完成了从“平民/内人”向“军人/国民”的转变。 

  对于日本妇女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日本学者有深刻反省:“战争中的女性不是士兵甚至连市民都不是,这一理由使得女性没有被问及战争责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以获得市民权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积极支持了战争,母性主义同样也有着对死亡的劝诱。”(西川子,同上)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反省更直接的是女性主义的结果:“历史中女性主体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追究女性的历史责任。女性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也是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观点,与要追究女性的历史加害责任是连在一起的。”(《“记忆”的政治学》,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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