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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女性被关在“杨家院子”里，虽没被严密“监禁”，但也逃不出去，经常遭受性暴力伤害。当被问到“为什么不逃”这个问题时，曾引得村里人发笑。村里的男人们说：“村里交上去的女人怎么能跑！”
这些故事从任何官方资料和地方志的记录中都难以查到，只有在重返“现场”与亲历者面对面的交谈中才有可能获得。“性”、“女性”这些曾经是很“私”、很“贱”的事项，在民族/国家以及“发展”、战争这些“大是大非”中找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重要位置，留下的复杂思绪，远不是一个“苦涩”可以了断。
接下来的是，平民和女性的战争责任问题。
作为日本国民的平民和女性，他（她）们在战争中有怎样的表现？面对被侵略的他国人民，他（她）们是否也应当承担必要的战争责任？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女学者加纳实纪代，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不断地追究作为平民的日本女性的战争责任。在《满洲与日本女性》中，她清晰地描述了占领“满洲”与日本人的利益关系：
一九三二年三月，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有三百万失业者，潜在失业者的人数更是成倍增长。同时，农村也十分不景气，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长野县养蚕地区等，卖掉女儿、全家人一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缓解国内矛盾、解决平民生计问题而对外作战，在世界史上不乏先例。英国工业革命造成大批失去土地却没有事做的农民和市民，这种压力下，到海外去开发殖民地无论于个人还是于国家都有好处。国家不惜派出军队，炮舰开道对外侵略，适时地迎合了资本扩张和贫民就业的双向需求；广大民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同时圆了自己的“富人”梦和统治者的“帝国”梦——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这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集体赋权于统治者，以便统治集团可以“合法地”使用国家机器（对外）公开抢劫。发动战争因此不仅是“这一个”民族可能不劳而获的有效手段，也是公开以集体屠杀的方式为“这一个”国家的广大民众谋取最大利益清扫道路。比如日本，动员了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关系到全民的利益，与民生即整个日本民族的发展和福利密切相关。
那么，那些一向是反对战争的女权主义者呢？面对战争她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所谓“民族利益”面前她们曾经如何作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始，日本的妇女运动高涨，妇女团体协力争取妇女参政权利。在日本入侵“满洲”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二年，妇选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拥护宪政的立场。但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这种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情况很快就在‘总体战’的动员中改变了。日本进入举国总动员时期，所有组织和运动的存在和延续都以支持战争为前提。市民的妇女团体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坚持反战而被解散或被关进监狱，还是支持战争而得以继续生存？很显然，曾经是支持左倾的妇运团体选择了后者，于一九三八年组成日本妇人联盟，共同发出了支持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西川子：《总体战与女性》，二○○○）。曾提出“反战”、“反法西斯”的女性团体，对侵略“满洲”的行为也一致表示承认和接受。
女权运动在战争中偃旗息鼓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国都有表现，谈到原因，几乎都与各自的民族存亡和国家利益有关——但，仅仅如此吗？
有关研究发现，女性积极参战也与妇女自身的“解放”密切相关，战争为妇女走出家庭、实现社会价值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西川子在《总体战与女性》中给我们讲了三个案例，其中杰出女性吉冈弥生的历程格外耐人寻味。吉冈弥生漫长的一生（一八七一——一九五九）贯穿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些日本近代史上所有的战争。她最早在东京设立女医学校，关注男性医生力量薄弱的预防医学，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的新殖民地，从中国大陆和朝鲜接受了不少留学生，还在缅甸、泰国建立医院培养女医生和女助产士。日俄战争后，学生数量急增，使她的事业蓬勃发展。作为一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她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事业、学校的繁荣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中，她理解和支持政府占领“满洲”，认为“满洲事变是由于中国的抗日运动而不得已发生的，应举国一致予以应对”。随着战线扩大，男性医师开始出征，吉冈随即派遣自己的女毕业生去那些没有医生的村子工作。一九三七年她加入了日本妇人团体联盟，一九三八年担任时局妇人大会主席，“在国家非常时期预见到女性只要支持国策自然会得到具体回报”。一九三九年，将近七十岁的吉冈赴德国考察，观摩了纳粹青年团和妇人会严谨的组织构成，认为纳粹妇人会是日本妇女团体学习效仿的典范……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她个人身上直接追究其战争责任，她不过也就是那个民族/国家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敏锐地发见并迎合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需求——那么，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对女性有了什么“新”的需求？是什么力量让那个一向十分歧视女性、性别分工非常明确的社会在两性观念上迅速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由此引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妇女解放与战争的关系。
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以“新国民”的名义动员妇女走上社会，在各国的发生几乎都与战争有关。战争需要妇女，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程度超常攀升。早在“总体战”之前，日本妇女就意识到“战争对妇女参政有好处”，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早有“利用战争”的想法。战时唯一的女性杂志《女性展望》曾以美国和英国为例，介绍那里的妇女实现了参政权，就是因为女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家庭支持战争，到前线去做看护，到工厂和政府机关工作，因此明确提出了“趁此机会也要稍稍提高妇女地位”的想法。“政府像是要证实妇女们当时的期待似的呼吁她们支持体制，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决定了其最下层组织——邻组——在集会时要‘户主及主妇’出席，妇女们也期望通过与丈夫同等参加集会提高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加入地方组织来提前一步实现妇女的公民权。”（西川子，同上）紧接着，国家出面开始了对“新女性”的塑造，针对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和女性参加集体行动的现象，推出了代表“新的日本女性”的形象：
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了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晖峻义等人的建议：“现在日本妇女的代表形象，不是跪在榻榻米上穿着和服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是在城市、农村参加劳动的年轻妇女……这样，成为日本主要力量的职业妇女作为日本妇女的代表，率先穿上国民服装，然后全面普及。要把服装放到象征着新日本妇女的精神的重要地位上，使其具有指导性作用。”（若桑绿：《总体战体制下的私人生活统制》）
“总体战”体制下虽然没有直接征召女兵，但传统的性别分工界限已经模糊，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当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年市民走上前线成为士兵，保卫后方的妇女就自然升格为市民——市民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是这样在“爱国”的全民战争中完成了从“平民/内人”向“军人/国民”的转变。
对于日本妇女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日本学者有深刻反省：“战争中的女性不是士兵甚至连市民都不是，这一理由使得女性没有被问及战争责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以获得市民权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积极支持了战争，母性主义同样也有着对死亡的劝诱。”（西川子，同上）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反省更直接的是女性主义的结果：“历史中女性主体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追究女性的历史责任。女性不仅仅是历史的被动受害者，也是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观点，与要追究女性的历史加害责任是连在一起的。”（《“记忆”的政治学》，一九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