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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懦霭嫔纭侗冉稀返谑！侗冉稀繁嗉医癛obber Barons”翻译成“攫财大亨”）。让我借用此文中的美国1％富有家庭占全美私人财富比例的变迁图来概括这一历史过程。由于战争和经济大萧条对富有阶层的破坏力相对超过对低产、无产者的影响，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显著的财富分配平均化过程大多与战争和经济大萧条重合，如一八六○——一八六五年（与南北战争重合）、一九二○——一九三○年（与大萧条重合）、一九四○——一九五○年（与二次世界大战重合）和二○○二——二○○三年（与股市熊市重合）。
镀金年代
成为亿万富翁从来就是异常不易，但是，德龙指出，在一八七○年之前，以及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八○年之间，自造亿万富翁的可能性几乎被杜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敛财大亨们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历史上被称为“镀金年代”。在财富集中达到顶峰的一九○○年前后，约45％的私人财富集聚于最富有的1％家庭。
在一百年前的 “镀金年代”中，代表性敛财大亨是铁路、钢铁大亨和与此相连的金融大亨，如铁路大亨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的缔造者）、范德比尔（Cornelius Vanderbilt）、亨廷顿（Collis Huntington）、古尔德（Jay Gould），钢铁大亨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一代大亨的集体名声是“无情的敛财者”。他们操纵证券市场、蒙蔽投资公众、贿赂政府官员。事实上他们从铁路债券/股票投机中圈的钱远远超过了铁路的实际运营收入。范德比尔特的名言是：“先生们，如果你们执意欺骗我，我不会起诉你们，因为法律遥遥无期。但我一定会毁了你们。”
从一九○○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金融寡头逐渐代替了铁路和钢铁大亨的地位，这一时代的代表大亨是摩根（J。 P。 Morgan）。这是一个赢利至上的年代：垄断不受限制、童工合法、工人权利没有保障、消费者无处投诉、环境污染没有人关注。二十年代的几个重大事件标志着社会主流对早期敛财大亨们所代表的范式的挑战，它们是：反垄断法的通过、童工被法律禁止和工人基本权利法案的通过以及第一个药品食物法的通过。这些法律的通过和社会对“企业道德”看法的转变，迅速减慢了财富向社会顶层集中的速度。在其后的五六十年间，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家喻户晓的敛财大亨。
中产阶级社会
二次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间，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的社会。虽然少数富翁仍然过着平常百姓难以想像的优越生活，但他们在商界远不如早期敛财大亨们那般跋扈，生活上也不像后者那样招摇。纽约长岛北岸的超级豪宅成为一个建筑史活博物馆、一个“镀金年代”的纪念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描述了“镀金年代”末期的狂欢，盖茨比的读者们可以在长岛北岸的建筑群中完成对那个逝去的年代的想像。
到了五十年代，企业领袖们在社会上建立起具有“社会责任”的良好声誉，同时，企业行为受到政府干预和“平均化”社会准则的压力。在六十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经理、大学教师、律师等专业人士与加入工会的蓝领工人收入相当。企业高级经理像普通工人一样，每天自己开车送孩子上公立学校，然后上班。最大五百家企业总经理的中位收入是企业雇员中位收入的二十倍。（二○○一年，同一数字为二百倍以上！）
七十年代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干预达到了顶峰，伴随发生的是企业获利下降、投资者回报减低。“多样化混合公司”是这一年代的典型现象：受反垄断法限制，有富余资金的企业向不相关行业扩张，造成公司总价值小于部分价值之和的怪现象。石油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实业金融界要求政府放松管制的呼声日高，失望的投资者开始酝酿“投资者价值”运动。八十年代初，他们的理想通过里根政府的放松管制和以韦尔奇（Jack
Welch）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领袖对企业进行全面改组而得到实现。同时这一过程也宣告了以平均化为主题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终结。
新镀金年代
近年来，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大约40％的私人财富，这一比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称近二三十年为“新镀金年代”。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漫长的股票牛市中，社会财富再次向最富裕阶层集聚，因为85％的上市公司股票由最富有的10％家庭持有，其中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45％的上市公司股票。更重要的是，公司股票和期权日益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偿的重要乃至主要部分。二○○○年，《财富》杂志按照“家庭净资产超过十亿美元”为标准列出全美一百三十二家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基本上来自公司股票首次上市、股票价值的升值和股票期权。在最顶尖的二十家中，有四家财富来自微软公司。一百年前那样规模的超级豪宅在沉寂多时后又成为亿万富翁追求的时尚。一九九九年一名专为最富裕阶层设计豪宅的建筑师对《财富》杂志透露：近年来他设计的豪宅面积在二万至六万平方英尺（一千九百至五千六百平方米），最大的与白宫不相上下。
在这“新镀金年代”，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相当有限，中位（50％百分位）家庭收入经通胀调整后增长不到10％（同期人均GDP实际增长56％），基本上在四点一万至四点三万间徘徊，二○○二年甚至低于一九九八年！而在最上层的1％家庭，这一增长率为175％。收入普查数据显示，全民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归属收入最高的20％家庭；在这20％的家庭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归属收入最高的5％；在5％的家庭中，最顶尖的1％受益远远超过下面4％；同样的推理可一直往上，直到最顶尖的比尔·盖茨家庭。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家萨伊斯（E。Saez）教授指出，从收入最高的10％和1％家庭占全民收入份额以及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财富份额来看，到本世纪初，我们又回到了“伟大的盖茨比”年代 （上世纪二十年代）。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年度报告中谈到收入分配时仍然沿用“十分比”制，也就是说，将所有家庭按收入排序并归入等数量的十等份，从收入最低的10％家庭一直到最高的10％。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 Krugman）教授嘲笑这样的分析方法：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各赚五六万美元，祝贺你！你的家庭已步入收入最高的10％家庭行列。但是别忘了，你还是十足的中产阶级。克鲁格曼进一步指出，在这10％家庭中大多数在“新镀金年代”中并没有得到等比例的份额。如果把这10％家庭在这一时期的收入的总增长比作一个大馅饼，那么一大半馅饼归了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在1％富裕家庭所得到的馅饼中，60％被顶尖0。1％家庭享受；在0。1％家庭得到的馅饼中，0。01％超级富裕家庭又拿了一半。以下数字可能会更好地表达“十分位”收入分配分析的局限性：以中位家庭年收入为基准，90％百分位家庭收入大约为中位家庭的约两倍半，从这一比例看，美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然而不平均在顶层才开始显现：99％百分位家庭收入是中位家庭的六倍；99。9％百分位家庭是中位家庭的三十倍；最后，99。99％百分位则是中位家庭的近百倍。
新一代亿万富翁中的主体是创业家和企业领袖，他们中有将个人创意与远识结合于天时地利而成英雄大业者（如盖茨和韦尔奇）。盖茨夫妇二○○二年“身价”五百二十八亿美元，虽然因股市低迷而比上一年下降五十九亿美元，仍居世界首富。韦尔奇在任最后一年（二○○○年）的薪酬（包括股权价值）为一点二亿美元，这样的数字虽然让人咋舌且有争议，韦尔奇尚可自辩他的所得只是他（以及他的管理班子）的卓越领导给通用电气投资者带来的收益的一小部分。在韦尔奇任总经理的十九年中，通用电气单股价格上升约四十倍［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约二十倍］。然而这一群体中也有让股票投资人遭“灭顶之灾”却自饱私囊的“敛财”公司老总。《金融时报》按照公司股票市值损失排出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最大二十五家陷入危机的上市公司，同期这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