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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由此被遮蔽掉了。萨义德对媒体的片面报道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在把巴勒斯坦人以及巴解组织妖魔化的同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驱逐和战争暴行却被可耻而阴险地忽略而未予以报道。在萨义德看来，恐怖主义这一指认已经成为一个空洞且危害极大的词汇，它仿佛意味着对西方自由文明世界的进攻，它带来的不是被压抑族群问题的解决，反倒是助纣为虐，恶化形势。他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比起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残暴的军事行动来说，到底谁更加恐怖主义呢？对于已经陷于相互复仇泥淖的巴以双方而言，恐怖主义的指责不可能是单方面的。
萨义德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处境，是反抗，是争取自由，而不仅仅是恐怖主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选择极端主义的方式反抗以色列的残暴统治，非此又能怎样呢？萨义德说：“我的想法中无比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完全的坚持不懈；他们不会离开，即使遭受了驱遣、放逐和占领。”西方需要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了解他们的政治目的、想法和权利要求，对于原本以为靠种族清除政策就可以使巴勒斯坦人消失的以色列来说，这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萨义德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巴勒斯坦极端主义活动造成了少量的伤亡，“以色列官方的军事政策却打击了全体阿拉伯居民”。即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认为巴勒斯坦人不存在，巴解组织是纳粹帮，而阿拉法特则是孩子的屠夫。毕竟，以色列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使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轻而易举被美国官方接受，并且通过大众传媒告知公众。恐怖主义成为本质主义的标签，牢牢地粘贴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上。
恐怖主义标签与伊斯兰教的密切结合是东方主义传统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延续。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目前在西方社会已经逐渐放弃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称呼，而改称为“政治伊斯兰”）总是危险的敌人，总是对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伊斯兰教的丑恶化描述与极端主义活动形影相随。萨义德认为，将阿拉伯人塑造为恐怖分子的形象是新闻媒体、学术界和犹太复国主义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协同作用。对恐怖主义的认定实际上是所指明确又暧昧的政治指认行动。通过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人们所看到的总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和侵犯行动，受害者的虚拟感觉支撑了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它使人们无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不同和众多方面，似乎阿拉伯和伊斯兰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
傲慢的、对伊斯兰的本质主义认定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直接推向了西方的对立面，这种反历史主义的观念将伊斯兰的某些方面视为亘古不变的邪恶本性，认为它是反对西方的力量持续不断的源泉。那些亘古不变——本质主义的政治表现无非如此——以其专横的手笔一笔抹煞了千变万化的世界实景，对交叠重合互相影响的历史视而不见。今天通过媒体再现的伊斯兰的“整个历史、文化、社会仅仅以被删节的、严密包装的形式经由媒体传播”，那么，恐怖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在“九一一”之后，在美国的公共领域也没有什么关于伊斯兰或者阿拉伯人的积极性的认识来平衡泛滥的否定性形象。
面对积重难返的巴以局势，除了相互的指责、谩骂、袭击和报复之外，政府行为在严苛的政治教条指挥下主导社会行为所发动的集体暴力，萨义德难以容忍这样的政治困境。犹太人在历史上的深重苦难的记忆，以及二战后因法西斯主义进行的种族灭绝所形成的大屠杀叙事，在以色列国的政治宣传中塑造了基本的政治倾向，成为其政治伦理合法性的根基。巴勒斯坦人“盘踞”在以色列的周身，这使以色列感到不舒服。强占了别人的土地，驱逐了那里的人民，这并不是遭受大屠杀的道德优势所能够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巴勒斯坦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些无属的人民不过是暴力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是要在纳粹种族灭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地区性的超级力量，但事实上这却是在巴勒斯坦的废墟上。历史事实是，大约有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驱逐，现在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万。其余的一百二十万（现在则是一百万）随后便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只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且他们被边缘化了。除此之外，有二百五十万居留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自治地位。二○○五年，以色列沙龙政府执行了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军的计划，该地区随后被巴勒斯坦临时权力机构接管。
在萨义德看来，指责巴勒斯坦人为恐怖主义分子是严重缺乏道德支持的，虽然萨义德将极端主义行动与暴力联系起来，表明他也明白极端主义活动对现实政治议程的危害。在巴以问题上，萨义德反对恐怖主义是与反对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萨义德认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导致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极端主义行动以及带来的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与分离倾向（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等组织的政治议程严重不符），这丝毫不利于宽容共处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萨义德对极端民族主义所抱的态度乃是其不主张以暴力流血甚至极端主义的方式反抗以色列态度的表现，因为这不但无法真正寻求生存家园，而且恶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得不到道义的支持。
很明显，极端主义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巴以困局，虽然巴勒斯坦某些组织要求彻底消灭以色列，但是事实表明，这一愿望不但不能实现，还殃及了普通民众，恶化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回顾巴勒斯坦近几十年的历史，恐怖袭击和残酷报复使中东和平进程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萨义德是真实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作为批判的、向权力讲真话的知识分子，萨义德不得不两面作战，一方面他尽力澄清问题，指出东方主义传统中恐怖主义的指认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掩盖或者简单地取消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严厉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将无谓的暴行实质上施加在了自己的人民身上，使中东问题如履薄冰难以解决。“九一一”后，以色列借口安全问题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深入力度，针对以色列的指责，萨义德认为以色列借“暴力”难题撒谎，实质上是要侵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然后声称是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萨义德说，任何所谓的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都要归结到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的长期军事占领。他提醒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占领是暴力的源泉。在萨义德看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就是殖民主义占领，而巴勒斯坦的斗争是反殖民的斗争。
正如萨义德所说，“九一一”事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被藏在暗处的极端主义分子觊觎，它似乎时时处处充满暴力的危险，人们也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关注极端主义问题，这是美国的意志，它的煽风点火的做派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极端主义活动。可以说，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危险的全球政策迫使世界真正进入了一个受极端主义威胁的时代。当美国强迫各个国家摆明立场，要么就是正义，要么就是恐怖主义的帮凶的时候，借着恐怖主义袭击的东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施展如愿以偿。萨义德说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但是却切实地成全了美国明目张胆的霸权。这个新世界，是一个恐怖主义为先导的美国霸权的世界。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的旗帜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暴政，它同时开始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改造行动。在美国看来，“我们”决定进入、破坏或重建那些胆敢与美国对抗的邪恶力量。“‘恐怖主义’这个词，以及因之而起的战争，都很好地服务于助长这种态度……他们对持续性的轰炸行动（像在阿富汗发生的那样）所导致的生活结构的粉碎没有什么觉知。”（E。 W。 Said； Israel； Iraq；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Ahram Weekly Online； 10…16；October； 2002）在美国人看来，恐怖分子的袭击显示了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民主心怀嫉妒的阿拉伯人的险恶用心，而“历史与政治消失了，所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