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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已有将近三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十六年中，政府预计会有三亿至四亿的农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三点五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于其中。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映。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线索将中国的几大优势贯穿在一起。这些优势是：首先，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特权阶层）”。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一致的。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一九一七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是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这种权力的过度表现完全抽空了政党的政治内容，使整个国家陷于焦虑之中，国家公务人员感到永久的不安全。斯大林死后，这一官僚体制被打破了，历史学家列文（Moshe Lewin）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心，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支持了个人权力的复活，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了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向所有权聚集状态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而在中国，这种同样的有权势的公务人员向财产所有者转变的趋势却比较有节制，因而政治阶级的恶化程度也就相对较轻。这些应该归功于：一、制度力量的相对强大；二、干部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和对于腐败以及不能胜任者的限制；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对于国家命运更负责任的精神。
中俄之间的第二点差异来自于对过去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相当于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地位。虽然他应该为“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负责，但仍然被认为是带领中国重新站起来的伟人。毛的功过被三七开，整个社会体制都铭记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光辉形象。中国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们将自己放在了继任者的位置上。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尽管对于斯大林的评价至少要将对毛的评价翻过来）。安德罗波夫可能丧失了在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同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一九四五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能最终融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苏联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苏联时期多种族、多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的共存。
将这一切一笔抹去是非常愚蠢的事，除去那些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鼓噪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俄罗斯的普通百姓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今日的俄罗斯，在历史地理解十月革命这一点上相当无力。这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依靠革命解决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很难理解苏联时代的一切，同时也很难理解俄罗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而将这段历史描述为一个虐待与虚无主义的历史更无助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检视。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严肃的态度，那么就更无未来可言。
现在来讨论中国的第三个优势，即政治民主化战略。自冷战时期的思想继承而来的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造就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异端而过分的。而实际上，中国正是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民主道路前进的。这一经典的规则被描述如下：首先是经济的自由化，在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重重压力和社会骚动。十九世纪，在自由的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人没有投票的权利。他们丧失这种权利的原因是由于普查中各式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同财产状况和其他的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妇女是不能拥有投票权的，直到一九○五年，妇女在芬兰才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权利。
这一经典的规则也在本世纪的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与此相反的是，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过去的民主国家中，民主往往成为了次要的可笑的一部分，被吞噬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的结论是越来越自由的中国正沿着西方传统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证明是成功的。而此时，俄罗斯则遵循了拉丁美洲、非洲的模式。
中国的最后一点优势，是同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其权力的实施过程中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权力滥用。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并承认发展法制政府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指引了一条发展和开放之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在莫斯科，政体变化的趋势正好与中国的相反，是倒退的。戈尔巴乔夫要求限制多元，加强控制。这一趋势被现任的普京政府很好地实施着，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对于稳定国家的努力依然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