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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读书选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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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当洋奴。汽车行业的人,搞了二十年合资,引进什么技术了?就是一个装配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底盘、发动机、整体控制等等——半个都没引进。满大街跑的都是合资的外国牌汽车,合资厂设计过一个整车没有?中国这么大的汽车市场,主流企业全部被跨国公司控制,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熏陶的后果,民族气节、大局观念都被扔到脑后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 

  问:除了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挤压和国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国有经济衰落有没有国企管理者自身的原因? 
  高梁:八十年代我在地方给国企厂长讲体制改革,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他们当时问:你们这么想,这么做,社会主义原则如何体现?但到九十年代就不是这样了。不少人一当上国企老总,想的不是怎样把企业搞好,而是如何捞。信念和责任感的失落,造成管理水平的下滑,导致效益下降,国企每况愈下。企业能否兴旺发达,归根结底是企业领导班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企业的主人把财产信托给你,你如果玩忽职守,在西方也是不能容忍的。敬业和责任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问:前不久有消息说,花旗银行以六千七百四十万美元购买中国三百六十四亿元“不良资产”,近日又传出,花旗集团拟花费十五亿美元,换取广东发展银行50%的股权。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高梁:中国的改革已经改到核心部分了,银行、大的交通体系、资源性企业和对国家关系重大的骨干企业,是经济的支柱。对这些企业的处置,体制的变动,是不能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必须由人民代表讨论认可。这部分改革是不能由几个人在屋里一拍脑袋、捅咕一下就能实行的。美国卖尤尼科、IBM销售业务,还要国会辩论,居然通不过。这种对国家安全无足轻重的企业尚且如此,中国这么大的事情,就更不能没有一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再比如橡胶轮胎工业,米其林在中国子午线轮胎的市场上占了70%,中国主要的轮胎企业基本上被外资控制了。有人说,这不是最关键的东西,哪天打仗了,外资企业不给我们提供军用轮胎,就收回国有。这话说得容易,你收一个试试,人家会采取反措施。中国在国外也有产业,也有存款,也买了人家的债券,会引起国际上的一系列麻烦。何必先要授人以柄,然后再往回拿? 

  问:有观点认为,强调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就业和税收,其他标准都是虚的。对此你怎么回答? 
  高梁:国家的以人为本,既要顾眼前大家过好日子,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也要顾社会安定和国际环境的安全,避免发生战争。只有维护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国家战略必须在长远利益,比如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能力、国防实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眼前的福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舍掉国家安全,还有什么社会稳定,还有什么民生?看看历史,中国的治世乱世是怎么交替的,中国近代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当一个国家孱弱的时候,当它受人欺负的时候,还能谈什么“以人为本”? 

  以我为主的改革开放,还是依附型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有个界限?如果走依附型道路,中国还能不能维护经济主权?经济主权如果没有了,政治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危害。 

  一些人关心经济发展奔小康,但非常反感提“国家利益”,说国家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好像强调国家利益就是为官僚服务。还有人否定国家搞“两弹一星”,理由是今天世界规则变了,世界强国不会来欺辱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我认为,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要过分健忘,同时也关注一下国际政治学。七十年前,多少爱国志士用“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告别父母妻儿,抗日救国,舍生忘死,难道他们都是在为官僚阶级卖命? 

  有人喜欢用“资本无国界”的理由证明“外资到中国,就是中国企业”,用“技术无国界”的理由证明“中国不必自主创新”。我认为,第一个理由是自相矛盾,第二个理由是极端无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是决定一切的“纲”,那么中国企业的产权为外国人所攫取,这个企业是谁的,利润到了谁的口袋里?就算它在法律上是中国企业,对中国竞争力的提高有什么意义?有人用“合资企业体制好”来辩解,这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逻辑有什么不同?而且,能指望外资帮助中国技术进步吗?就算外国人把先进设备拿到中国来生产,就等于中国有了技术吗?那是谁的技术能力?还有技术封锁呢?兰德公司称,“技术独立是经济独立的基础,技术和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保障”。 

  我并不是说今天就要停止引进外资,但是必须有节制。也就是中央文件说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西方学者早就提出所谓“开放度”问题。什么叫开放度?我认为,它的标准,就是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益,以不损害国家的产业发展利益为准。要符合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方针。 

  中央一再指出,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问:你怎么理解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 
  高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个根本的规定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就是说,改革开放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 

  改革开放会引起社会关系的调整,甚至引起社会关系的不安和动荡,所以改革必须以社会的基本稳定作为底线。如果出现种种不稳定因素,说明政策要调整。这是个起码的边界条件。早在“七五”计划时就提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要好好处理。 

  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不是中央改革反思的结果?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这些是否表明,中央高层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高梁: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十六大”文件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可持续发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五个统筹,注意到了城乡贫富分化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二○○三年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自主创新的指导方针。我的理解,这些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说明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认识是比较清楚的,是高瞻远瞩的。当然,二十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习惯势力比较强。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要付诸实行,需要艰苦的努力。 

  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很快就要发布十五年科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发展的方针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建设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中心,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了配套的政策措施。对此我深受鼓舞。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国家将坚持自主自立自强的发展路线,坚持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拒绝走依附型发展路线。这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来目标。
                                                                                 返回目录中国、俄罗斯之比较
                                                    □拉 斐《读书》2006年第3期
 
   世纪之交,中国与俄罗斯因其巨大的变革被联系在一起。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不需赘述,然而在中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会对中国一百年乃至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做出怎样的评述?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中国在近二三十年间经济不断发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谈之处,我想应有以下几点: 

  在二十一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消亡或解体了。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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