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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了，另一个则爱玩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然而，这些原因就其自身单独来讲，很难说会驱使两个高中生大开杀戒。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各怀各的焦虑和恐惧，为什么是这两个男孩、而不是其他少年最终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呢？范·桑特没有答案，观众也不应该谴责他的无能，因为他提出的是一个需要所有人都积极思考并加以回答的问题。少年的狂暴不过是更深层的社会疾病的一种症状，范·桑特只能轻微暗示而无法全盘揭示这种社会病。通过影片，范·桑特其实是想邀请观众加入一场讨论，让观众正视现代社会的异化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不幸的是，复杂的问题往往会被简单化；这部《大象》，很快被化约为一种符号，使人们建立起暴力游戏与校园喋血惨案之间的联系。事情似乎是明摆着的：暴力内容从来就是电子游戏的一大卖点，PK（玩家杀人）几乎无所不在。成年人不只害怕青少年对暴力会变得麻木，更害怕他们会以攻击和暴力来解决他们在真实世界中遇到的麻烦。社会上渐渐流传各种彼此矛盾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数据，讨论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伤害和影响。
在中国，二○○四年二月的“马加爵案件”发生后，人们从各种角度对其犯罪心理进行了解剖，发现他的冷酷与网络游戏不无关联。有媒体甚至这样称：“酷爱暴力、色情和恐怖游戏的马加爵制造了令人咋舌的恐怖事件。”在这样的强力刺激下，“尽量减少乃至消除暴力应是网络游戏文化发展的底线”成为一种呼声。
的确，电子游戏文化可能让人非常不愉快。除了大量的暴力，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后果：孩子们有时像是年轻的瘾君子。二○○五年十月，国内出现首起以“网络游戏致人成瘾”为名提起的民事诉讼，鼎鼎大名的美国游戏开发商暴雪公司的一款《魔兽争霸》游戏，被指导致了天津一位十三岁的网瘾少年跳楼自杀。据称一场网络游戏受害家庭的集体诉讼也在酝酿之中，诉讼对象是游戏公司、游戏的设计者和经营者。
一些人对此拍手叫好，不少游戏玩家却把这种做法归为中国传统的“打凳子”儿童教育模式：孩子撞到了凳子，摔倒了，哭起来。妈妈马上说：宝宝不要哭，都是凳子坏，妈妈帮你打它……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提供的数字，患有网瘾的青少年在全国超过二百万；网络游戏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出“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开始在全国七家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公司试验；专家则强调，由于我国游戏玩家呈现低龄化的特点，推出严格而具强制性的游戏分级标准势在必行。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蓦然惊觉，原来中国的网络游戏的确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二○○五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五十五亿四千万元，网络游戏用户总数达到二千六百三十四万，年龄段集中在十六至三十岁之间。不过，这些数字并不能掩盖网络游戏是一个尴尬产业的现实。游戏业似乎总是不那么堂皇，整个社会对于网络游戏的发展存在巨大的舆论压力。
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事情。它是一种堪与电影和音乐相比肩的新型媒体？一种富于价值的教育工具？一种无害的消遣？还是一种“电子海洛因”，能够将天真无邪的孩子变成嗜血的怪物？或许，游戏同时包含了以上的所有层面。
在有关游戏的暴力、上瘾性、分级管理等等的争吵当中，有三个重大因素被人们忽略了：首先，对游戏的态度因代际而不同；其次，并没有出现具备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玩游戏会增加人的暴力倾向；再次，游戏在教育上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中国网络游戏用户平均年龄为二十三岁，美国玩家的平均年龄则为三十岁。考虑到美国在网络领域较中国领先了十年，可以说，无论中美，都有整整一代人在儿童期间开始玩游戏，并在长大成人之后保持了这一习惯。而与此对照，两国对游戏持批评态度的人大多在四十岁以上。
这就构成了所谓“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的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而后者对数字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这些数字化世界的后来者不得不学习掌握网络和移动通讯等新工具，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拥抱游戏，也许是因为“游戏”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小孩的玩意儿。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的游戏已经发展到异常复杂的程度。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懂游戏、也不玩游戏的人义愤填膺地指责游戏的危害，他们的振振有辞难以掩盖他们的不知所云。
“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已经把玩游戏视作与听音乐、看电影别无二致的消遣了，美国的这一代甚至有了自己的子女，开始和子女一起玩游戏。但在中国，第一代网络游戏迷还没有成家，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些视网络游戏如洪水猛兽、为孩子的沉迷痛心疾首的，大多是中年人，他们希望事业更成功、家境更富裕、孩子更有出息，却对信息技术知之甚少，对游戏的乐趣知之甚少，对孩子的心理活动知之甚少。可以说，围绕游戏，已经出现了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从中国和美国网民的年龄构成对比中可以发现，两国在十六——二十四岁这个年龄段上网人群比例差别并不大，但是在三十五——四十四岁以及五十五——六十四岁这两个年龄段，美国是中国的两到三倍。这可以解释，在中国，成年人对孩子玩游戏感到不安的部分原因，是源于他们对孩子与科技的焦虑。许多负面的媒体报道，更扩大了这种焦虑紧张，即使网络上仅有0。5％的内容是属于暴力或性，也无法让成年人释怀。很多情况下长辈夸大了网瘾效应，出现反科技的偏见情结，归根结底是因为新科技通常是父母无法完全了解或管理的。
这种数字化“代沟”的填平并非易事，它的存在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社会上对游戏的看法会如此大相径庭，特别是在游戏暴力问题上。把一些青少年的暴力犯罪归咎于游戏是媒体常见的做法，对游戏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虽然电影电视上也有暴力，但被动地观看毕竟不同于在游戏中主动地打打杀杀。但是，有关游戏和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哪一项研究获得定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媒体社会影响的专家德米特里·威廉姆斯指出，迄今进行的相关研究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例如，有些研究只调查了游戏的短期影响，尚无人对玩家进行长期跟踪以做出更详尽的分析。另一个问题是，在存在着十几个不同类型、每一个类型都有上千种游戏的情况下，泛泛谈论游戏的影响毫无意义。这就好比把所有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都看作同类一样荒唐。设计得更好的研究应把注意力投放在某种特定游戏的长期影响上。既然游戏与游戏如此不同，只有当研究者更多地进行这类研究时，才有可能总结出游戏的社会效果到底如何。
不过，就像美国的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在他二○○五年出版的著作《坏事变好事》（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中所说的，既然游戏已经如此普及，如果它确实使人们变得更加暴力化，那么总会在犯罪率中显示出来吧。事实是，在电子游戏大获发展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暴力犯罪大幅下降了。而且，还应看到，简单的道德判断对很多游戏并不适合。游戏的发展越来越细密，有些已经允许玩家对为善还是为恶做出自我选择，根据他们的选择，游戏的进程也会随之改变。好几款以《星球大战》电影为蓝本的游戏都要求玩家选择站在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一边。最惹人注目的是射杀游戏“Halo
2”，玩家必须选择一个外星人的角色。在大量游戏鼓励人们毫不留情地消灭身份不明的外星人的情况下，突然，你被要求站在外星人的立场上思考，这表明，游戏比它的批评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如果游戏开始摆脱传统的线性叙述，允许玩家做出道德选择的话，那么，它就可以用来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教育儿童的大好机会。光在玩的领域证明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