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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人们是无助的。在《八百米深处》中，他描绘的就是处于无助之中的人的自我救助。正是在这种自我救助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尊敬的人性的力量，那种顽强得令人吃惊的生存能力。
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场矿难过后，五个矿工被埋在了地下八百米深处。他们从未指望过外力的救助。即使有，挖到这里时，他们也早成了一堆白骨。他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一丝侥幸上，靠自己的力量，打开的一堵矿壁，也许能从被废弃的相邻矿井中找到一线生机。
一个讲述得很笨拙的故事，却涵盖了人类有史以来必须面对的三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困境的解决就意味着人类的胜利，所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小说要歌颂的就是人的不可战胜。这篇小说所具有的品质，所探讨的问题，在同期的获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使得小说能够让人忽略它的太无技巧的叙述，太过愚直的结构，毫无文采的语言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刻内涵。一种对生存方式的来自生活的哲学思考，对形而下的人群的最形而上的认知，对他们的最朴素的价值观的肯定，最终，集合成对人性、人的力量的信任和赞美。在当时的文坛还纠缠于人的异化，人的情感认同等喋喋不休的话题时，这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一种存在主义理解，显得与众不同。对作者来说，这只是他对切身生活的一种独特思考，却正暗合了具有超前意识的人文主义拥趸的需要，受到比较激进的青年评论家们的欢迎也就势在必然，它的获奖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的超越性，让我们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读它，反倒感觉到它的现实价值更胜当年。
但后来的孙少山就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他后来的小说写得更加老到和深刻。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写于八十年代末的中篇小说《黑色的沉默》。在这篇小说中，他对女人的存在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为我们揭开了底层女人的生存现实。他用虚构的方式更真切地逼近生活的本质：三八节这天三八矿发生的一场矿难，让三十八个女工无一生还，并且被烧得面目全非。他让我们和他一样必须直视整个认尸过程。从她们一年穿四季的大棉袄，从她们在肮脏的矿井中精心保护以取悦男人的一头黑发，从她们尚未来得及哺乳的鼓胀的乳房，以及等等，在辨认尸体的过程中，我们完成了对女人一生悲剧的认识。女人作为一个主妇的悲剧，作为一个妻子的悲剧，作为一个母亲的悲剧，都因为一场突然而至的矿难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女人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无论她的生，还是她的死。她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只能附属于他人。女人一生的命题，就是丈夫、孩子和家；女人一生的使命，就是女儿、妻子、母亲。女人走不出命运的安排，她们必须完成这些人生的命题。最荒诞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费尽力气辨认出了每一个死去女人的身份，但却由于火化工人的小小的疏忽，使得写了她们名字的小纸片被颠倒了，最后，她们丧失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唯一标识，胡乱地接受了随意的命名。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的结尾，死难者的家属和矿上主管部门争执后获得的死亡赔偿数字，恰好填补了每个女人未完成的使命：它相当于一头牛的价钱，买来的牛代替了某个女人在家的劳作；它相当于还完丈夫购买摩托车的剩余款项，了结了某个女人的宿愿；它被存入家中的存折，恰好达到了某个女人梦寐以求的那个数目字。
但孙少山再也没能站在全国的领奖台上，而且迄今为止，他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版本的讲述新时期文学的出版物中，这就是我要说的文学研究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也是本文的主题：中心文化的漩涡对边缘文化的拒斥，主流话语对其他声音的遮蔽，体系中人对体系外人的忽视。影响人们全视角地研究分析作家与文学的原因，与地域的位置有关，也与我们历来比较注意群体性现象有关。所以考察现有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能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多是处于文化中心地带的京、津、沪作家或者被归属于某一个文学思潮、某一个文学种群的作家，研究者的注意力容易被这样的现象所吸引，研究这样的现象也更容易被人注意，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中心城市不独是外来务工者追逐的天堂，也是试图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人们争相选择居住的地方。而一旦被列入某一代或某一派，也就有了水涨船高的机会或机遇。我们不能否认文化中心地带的资源优势，但这种倾向容易让人心生疑窦：是最好的在中心，还是中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能否认潮流或群体是构成一个时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但它只是重要，也许最亮，但不能聚光，不能让它的光环掩盖其他的五彩缤纷。有些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作家，以他们的独具特色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难说没有以少胜多的力量，比如汪曾祺先生。但以一种特立独行的边缘姿态能获取承认的，毕竟太少了。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作家们纷纷学习美国的福克纳，但福氏终生居住在美国的小镇中，而他的也居住在小镇的中国学生，却纷纷迁居北京了。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背景、文化环境，个中的原因想是不说自明。
“当代”作为一个概念，被称作“史”，未免显得短暂了些，我们应该做的，是如田野工作者一样，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民间和边缘，寻找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文学发现。经验告诉我们，远离中心的地方，往往是较少受到干扰的地方，可能保持一些纯粹的品质，对文学来说，那就是作家最有独特性的个人追求。如此这般，边远一定不再成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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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灵魂”抑或“治理病人”？
□吴 飞《读书》2006年第3期
杨念群先生关心西医东传的问题，大概已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再造“病人”》今天终于能够问世，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随着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中国学界陆陆续续出现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也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再造“病人”》的出版，在这个远远算不上显学的领域里，无疑算是一件大事。但不论我们如何估量这本书的价值，在很多正统学者的眼里，恐怕这种医学史的研究还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问题。
不论弗洛伊德和福柯这样的理论家在中国有多热，不论“身体”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曾经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主题，甚至不论“非典”、艾滋病和禽流感曾经和正在引起多么大的恐慌，以“身体”或“医学”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被当作一个怪怪的领域。当然，如果哪位医学史专家写一本正儿八经的“中国西医史”之类的书，恐怕还不会引起太多的侧目——当然也不会吸引太多的读者，因为那是老老实实的医学史研究。但是，杨念群写的这本书，主要却并不是给医生或是卫生专家们看的，而是要拿给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读的；而且他还曾经郑重其事地谈道：“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怎么需要在手术台上来研究，怎么需要翻看那么多接生婆和阴阳先生的档案，怎么需要和赤脚医生打交道呢？他为什么从光明正大的儒学研究转到了这歪门邪道的医学史上来了呢？
身体之学不得彰显，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归罪于中国学术界的保守和僵化。回过头来看，谁不知道缠足放足、血吸虫病、赤脚医生、计划生育，乃至“非典”、艾滋病、禽流感，这些“烙在身体上的政治”，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