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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当然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体现。同一时期，全国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总共增加了将近24个百分点，从一九七八年的18％上升到二○○四年的42％。假如今后三十年人口城镇化的增长大致维持在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这将意味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城乡七三分的局面。如此规模的城镇化将意味农业人口压力的进一步降低。虽然如此，城镇化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农业的结构性转型，真正的关键是人们收入的提高，由此增加了副食消费，减少了粮食消费。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包含全体人民在内的普遍性转变，而是伴随着社会分层以及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转变。首先，城市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但是城市中仍有相当比例相对贫穷的人口，包括城市本身的下岗工人以及农村来的暂住人口，他们的食物消费和过去差别不大。至于农村（和小城镇），虽然也有一定比例收入相对高的居民——主要是从市场经济谋得利益的人们，但是一般人口，尤其是只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在食物消费上和上一代仍然基本相同。
因此，社会下、中层的收入今后如果能够广泛提高，全人口食物的消费以及农业生产的结构应会更完全地转化，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和农产品消费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以及从传统以粮为主的食物消费型更完全地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的消费型。改革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可能会是这种转型的前半时期，今后的三十年则可能会成为其后半时期。除了更高的肉—鱼和蔬菜消费外，应会包括更高比例的精品蔬菜、鲜奶、绿色食品等的需求。
一个可能的出路
我们要问：食物消费的这种结构性转型，对中国极长时期以来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问题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它赋予农业什么样的机会？
首先，它并不意味中国农业结构将相似于美国型的农业。当前中国农业的三亿劳动力（相对于美国的三百万），即使减掉一半，也还是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相对劳动密集的经营为主，不可能转化为美国的那种地多人少型。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九百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十到二十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新时代的农业仍将具有中国式高密度人口的特点，哪怕在农—牧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形式上将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而更相似于美国农业。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将来仍需依赖小农场，其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
但在这同时，适度规模设想已从原先八十年代流行的不太实际的理想，也是六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可能达到的规模，转化为完全可以实行的目标。这里的关键性因素还是上面说的农业和食物消费转型。众所周知，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饲养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种植业需要更高程度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换取成比例和更高的劳动报酬。今日一般的农户只散养一两头猪、十几只鸡。一个农户如果养殖十来只猪，其收入便会提高不少；如果养殖收入更高的菜牛、奶牛、肉鸡、蛋鸡等（见下面的讨论）则会提高更多。兼种蔬菜或水果，逻辑一样。我们如果用（比较保守的）二到三倍的劳动投入和报酬来理解，这就意味每一个从以粮为主的农场转化为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的农场将可以容纳两三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说八十年代以粮为主的适度规模在华北是三十亩，江南是二十亩，今日粮—菜和种—养兼重的农场其适度规模则是华北十到十五亩，江南七到十亩。
这样的规模是今日许多地方已经能够做到的。当前的人均耕地是2。4亩，劳均7。3亩。若以一家两个务农劳动力来计算（并不排除其他成员外出打工），亦即一家平均14。6亩，那么，今日很多地区已经完全能够达到这种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尤其是专业化的高度劳动密集型种植（专业蔬菜种植户每劳动力只需要两三亩地）。今后可以根据新型食物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演化而适当推广。
此外，从初级加工的肉—鱼和蔬菜产品转向更高比例的深加工的精品，应会带来更高的劳动容量和收入。中国今日的食品产业相对农产品产值的比例——0。3—0。4比1——仍然远远低于先进国家的2—3比1。在这方面，中国农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后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应该可以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劳动容量提供多种可能。举例说，农业部从二○○三年以来已经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据报道，一斤秸秆发酵菌剂可以在三天到一周之内发酵一吨成品生物饲料。另外，“分解剂”据称可以不经青贮发酵而把秸秆直接分解，不仅适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也可用于猪鸡等单胃畜禽。众所周知，传统的养殖方式——放牧食草的牛、羊，舍饲圈养吃粮的猪、禽——都面临严酷的资源限制，要么是过度放牧加快草地荒漠化，要么是耗粮牲畜导致粮食短缺。但秸秆养殖不同，它不是与人争粮而是节省粮食的饲养，可以相当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牲畜量。据报道，用粮食养猪，一亩玉米仅够养一头猪，而通过分解秸秆的利用，一亩玉米足可喂饲五头猪。因此，相对只种玉米而言，可以提高三倍的收益。而这样的秸秆养殖，其发展空间可能是相当宽阔的，因为全国每年共产各类秸秆五亿吨左右，加上毛草等则达到七亿吨。（《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载shantang）
减少饲料制约，便可以在养殖业中扩大高收益养殖的比例。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调查，目前占主要地位的农户散养猪方式，是养殖业中每劳动日收益最低的。二○○三年，菜牛的每劳动日纯收益要比养猪高出将近四倍，蛋鸡则高出四点五倍，肉鸡六倍，奶牛七倍。对蛋鸡和奶牛来说，主要制约不在成本收益问题，而在于土地限制，因为两者耗粮较多（约十一至十五倍于养猪；菜牛和肉鸡耗粮则相对较少，分别是25％和79％）。减少蛋鸡和奶牛所用粮食，当能加大养殖业中高收入的菜牛、蛋鸡、肉鸡、奶牛等所占的比例，提高养殖户的劳动报酬。（《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263，322，328，340，358）
另外，有人建议，今日多用来放牧牛羊的草原，可以考虑转养禽类。一方面，让草原牲畜“南下”，利用粮食地区的大量秸秆来饲养（也可以同时提高农民的亩产收益）；另一方面，让今日粮食地区所养的禽类“北上”，在草原上养殖可以免去因过度喂饲导致的荒漠化（因为两只爪的鸡不仅不会危害草原，反而能控制草原虫害）。（蒋高明：《恢复草原新思路：畜南下、禽北上》，载env。people）
此外是新技术下的能源使用。众所周知，今日许多农村所用燃料仍然主要依赖秸秆和煤炭，但新时代的技术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据报道，八立方米的沼气池，用十头猪的粪便，可以制取足够四五口之家一年之需的生活用能（《四位一体生态日光温室的功能特点及应用问题》，载agri。ac）。但是，一家一户单干可能有一定的技术和经济困难，说不定要全村联合搞大沼气池的方式才可持续。当然，推广如此使用沼气的前提条件是种—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的经营、能源模式主要关联耕作地带。此外，在宽阔的草原地带，新技术也带来其他的新的可能。举例说，甜高粱作为耐盐碱干旱的作物，适合于黄河以北的地带，而其所产秸秆要数倍于玉米。作为饲料，伴随草原经营模式从放牧更全面地改为舍饲圈养，可以供养更多牲畜（据称一亩甜高粱能养“三四头＇菜＇牛”），并防止目前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甜高粱也可以用来生产糖和酒精。更具潜力的是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质能源乙醇燃料。草原地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这条道路如果可行，将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甜高粱》，载fao/ag/zh；《朱志刚：中国鼓励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载China5e）
上述的只是一些可能例子。后工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