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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YX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国家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最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性，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强调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他们同样也批评解放后的胡搅蛮干，他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他说，“这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二○○一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