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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是瓦格纳的生日。在拜罗伊特的一座“绿色小丘”上，举行了节日剧院的奠基礼。
瓦格纳发表了预定的演说，他说，即将建成的剧院将要把每个字、每个声音和每个动作的完整含义，精确地传达给观众；要在当时的可能艺术范畴内，让观众欣赏到最完美的戏剧艺术范例。“我们奠下了一块基石，要建立起我们德国最崇高的向往里尚不可能的巨厦。”
第一届拜罗伊特节日汇演于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开幕，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出席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一轮演出，在座的还有巴西国王彼得罗二世、符腾堡国王和其他大公和王子，这正如瓦格纳所说：“第一次皇帝和王公迁就艺术家。”当年总共上演三轮《尼伯龙根的指环》，前来观看的人包括李斯特、柴科夫斯基、格里格、圣…桑、尼采等。柴科夫斯基在看过《指环》完整演出后说：每个相信艺术具有促进文明力量的人都会从拜罗伊特得到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因为这个伟大的艺术事业由于它的内在价值和影响将在艺术史上建起一座里程碑。肯定地说，在拜罗伊特，一件我们子孙都要纪念的事业完成了。
在长达十五个小时的音乐戏剧表演中，瓦格纳尝试着描述出感情和智慧世界里的全部经验，他将德国神话和北欧的英雄冒险故事通过他的天才化作无比美妙的声音，深入人的灵魂禁地，暴露了人类深受压抑的天性。拜罗伊特的胜利为德意志民族的天才树立了纪念碑，这块碑石的一半是瓦格纳的乐剧，一半是上演这些乐剧的庙堂，它是已经结束、不可改变和永世长存的现实，它已经为所有来拜罗伊特的人们规定了成百上千的清规戒律、教条深化、哲学道德和冷酷无情的创作铁律。
对于第一次坐到节日剧院观赏《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瓦格纳迷们来说，这次经历是无法忘怀的。瓦格纳的剧场设计初衷就是让观众联想到古希腊露天剧场或者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观众席只有一层，呈扇形平缓上升，保证了每个座位都有相同的视野，舞台歌手的声音可以直接进入每位观众的耳朵。遵照瓦格纳的要求，乐池比一般的要大得多，而且将下陷进一步扩大到舞台底下，从而被舞台边缘覆盖，这使得乐队的声音带有一种神秘遥远的感觉。这个特点，加上双框架舞台前景和不断缩进的直角墙体，造成所谓“神秘的深渊”。另外，在指挥上方靠近观众席的一边也加上一个拱形大盖子，它的作用是把乐队的一部分声音反射到舞台上与人声混合，然后再传到观众席上。这就是瓦格纳希望的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联系，“观众会有一种与舞台上事件相距遥远的感觉，但一切又离得如此之近，看得如此清晰”。没有人知道音乐起自何方，真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就这样被分割开来。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瓦格纳专门为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创作的“舞台节日祭祀剧”《帕西法尔》的首演为第二届节日汇演开幕，各地汇聚而来的瓦格纳迷重新欢聚一堂。《帕西法尔》总共演出十六场，到了八月二十九日的最后一场，瓦格纳在第三幕换景时从指挥赫尔曼·莱维手中接过指挥棒，亲自指挥到终场。观众发现以后，疯狂地鼓掌欢呼，一再要求瓦格纳上台接受祝贺，瓦格纳始终没有满足观众的心愿，他站在乐池的指挥台上，对歌手、乐手和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谢意：“你们已经成就了一切，在舞台上面的是完美的戏剧艺术，而在这下面的则是绵绵不断的交响乐。”
一八八三年二月，瓦格纳去世仅仅几天，他的遗孀科西玛便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期举行当年的节日汇演，继续上演《帕西法尔》。正是在这次汇演期间，李斯特也不幸逝世于拜罗伊特，《帕西法尔》成了瓦格纳和李斯特共同的《安魂曲》。
科西玛毅然接过了瓦格纳统治拜罗伊特的权杖。从一八八六年起，科西玛自任节日汇演总指导，在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之外，又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引入节日剧院舞台，并获得艺术上的极大成功。一八八九年的拜罗伊特更是盛况空前，三大指挥莫特尔、里希特和莱维共襄盛举，分别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帕西法尔》的演出，王公贵族、达官富人、时尚名流云集于此，拜罗伊特成了欧洲最受瞩目的社交场所。由于刚加冕的威廉二世皇帝的出席，拜罗伊特节日汇演第一次成为国家大事，这正是瓦格纳生前所热切盼望的。尼采的预言终于得到实现：“德国人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崇拜的偶像——瓦格纳。”
科西玛是狂热地崇拜瓦格纳的始作俑者。她称自己的丈夫是“德国精神的救世主”，对她来说，《帕西法尔》是基督教最神圣的作品，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像传教士一样为之工作。她在给指挥家莫特尔的信中说：“现在伟大的城堡就在我们的阵地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救世主从人类给与他的种种侮辱中解救出来。只有那些完全忠诚的并且是因为需要而信服的人才能被召唤到这间上帝的殿堂中。”这封信证实了一种宗教信念在拜罗伊特的确立。
在科西玛的影响下，原本用来为“瓦格纳协会”成员交流信息的《拜罗伊特报》逐渐蜕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的，实际上是反犹太的、具有“理查德·瓦格纳精神的德国杂志”，杂志的作者将瓦格纳比作以德意志、反犹太和民族意识为基础的宗教信念的创始人，从理论上为“国家社会主义”铺就了道路，使拜罗伊特成为沙文主义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正像克鲁伯家族对德国近代军事工业至关重要一样，拜罗伊特成就了近代德国的文化事业。
随着《唐豪瑟》和《罗恩格林》被科西玛相继搬上拜罗伊特的舞台，节日汇演的规模与影响力日益扩大，前来观看的人数急剧增长，公众与评论家也变得更加国际化。每年夏天，拜罗伊特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它成为超越音乐和戏剧的朝圣者的信仰殿堂，而这一切都是科西玛的功劳。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拜罗伊特事业日益繁荣，节日剧院和旺弗利德的价值都增长数倍，每年节日汇演的利润也达到好几百万马克。与此同时，瓦格纳和科西玛的儿子西格弗里德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和舞台导演，他指挥并担任舞台和灯光设计的《飘泊的荷兰人》赢得普遍的赞誉，为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歌剧演出打上了鲜明的新世纪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拜罗伊特变得分外热闹，帝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新贵，以及所谓的艺术探索者和情感饥饿者都云集这里。随着一九一三年《帕西法尔》专有演出权利的终止，一场激烈的有关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大争论也在节日汇演期间展开。拜罗伊特和瓦格纳的作品第一次被加上“优等民族”、“德国主义”和“庄严仪式”等概念，瓦格纳的遗产被作为保守主义的革命力量加以支持和推广。
由于战后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拜罗伊特节日汇演宣布破产。为了挽救旺弗利德别墅和家庭，西格弗里德像他的父亲一样，频繁地指挥巡回音乐来获取微薄的收入。一九二一年，许多瓦格纳协会联合起来共同创建了“拜罗伊特德意志节日汇演基金会”，筹措了大笔资金，紧接着来自美国的捐献也发生了重大作用。在全德国上下的一片呼吁声中，拜罗伊特节日汇演在一九二四年重新开幕，上演了新版《纽伦堡的名歌手》。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节日汇演具有了国家主义的意义，当《纽伦堡的名歌手》终场汉斯·萨克斯演讲之后，全场竟唱起德国国歌。拜罗伊特终于从审美的艺术活动蜕变为国家政治活动，它比瓦格纳生前所预期的结局走得更远了。
西格弗里德的遗孀温妮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