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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英国新左派的思想画像
□赵国新《读书》2006年第8期
比较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非常薄弱，这与其民族文化的特性多少有些关系：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天生敌视欧洲大陆的系统理论，尤其是日耳曼的抽象思想。马克思侨居英国多年，以他的学识，竟然难觅一方教席，最终穷困潦倒而死。马克思本人以国际主义者自命，可英国人并不稍加青睐。他的主要活动也只限于德国侨民的小圈子，对于十九世纪英国的劳工运动影响甚微。马克思之后，英国不但未能出现诸如列宁、卢森堡这类重量级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也未见卢卡奇、葛兰西这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巨擘。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一度风行，那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当时，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崛起，让整整一代英国知识分子倾心共产主义，然而，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二战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式微。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大陆，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始大放异彩，马克思主义学术进入盛极时代：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都属一时之选。反观同时代的英国，则未免相形见绌，思想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三十年代的水平，以苏联的正统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全貌，不大了解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在六十年代之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突飞猛进，这是拜新左派运动之赐。到了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大学、媒体和大众文化研究中大行其道，英国出现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主宰的公共领域。
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复兴，以及它斐然的学术成就，是战后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不懈努力的结果。 这一代人的阅历极为丰富，他们大多在二十年代前后出生，三十年代中后期考入牛津或剑桥，深受时代激进氛围的感染：西班牙内战激起他们强烈的道德义愤，纳粹的猖獗让他们对欧洲的民主自由忧心忡忡。当时的西欧正为经济危机的阴霾所笼罩，相形之下，苏联却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让他们心向往之，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他们的思想共识，服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时的风气。二战爆发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放弃学业，厕身行伍，或转战欧洲大陆，或转战北非，有的还到了东南亚。这段九死一生的海外服役经历，使他们成为和平主义者，战后核裁军运动的重要分子，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克服岛国心态，更具国际眼光，将思想的触角伸到英国之外。二战一结束，他们返回校园，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参与了工人阶级协会组织的成人教育工作。五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后来的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对苏式共产主义模式的幻想破灭，而当时的英国共产党对苏联亦步亦趋、压制党内异见的做法，促使他们纷纷退党出走，另建自由讨论的空间。他们创办新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探讨文化理论和当代的英国社会问题，新左派运动由此而勃兴。六十年代之后，他们已经卓然成家，在各自的领域有不凡的建树。雷蒙·威廉斯的文学及文化理论、爱德华·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史、约翰·萨维尔的经济和社会史、克里斯多夫·希尔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劳工史和农民问题研究，如此不一而足，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主体。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人文底蕴深厚，兼有理想主义的入世情怀、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著作全无学院派研究惯有的琐碎和学究气息。他们不标举理论突破，立论却有方法上的创新；不标举严谨实证，行文又不失缜密细致。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美学界出版了多种论著，全盘审视英国新左派的兴衰历程。有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例如斯图亚特· 霍尔在苏东巨变前后写下长文《“第一代”新左派》，以躬与其事者的身份，交代了新左派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思想成绩（霍尔曾任《新左翼评论》第一任主编、后长期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更多的则是后来者以同情理解的态度，经过苦心孤诣所锻造的纯学术性的研究。
一九九三年，中国旅英学者林春出版了她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英国新左派》。这是第一部全方位研究英国新左派历史的专门之作，讲述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段激进的文化和社会史。该书征引繁复，史论结合，精辟之见常为相关著作引用，深得新左派后起之秀佩里· 安德森的称许。两年之后，时任舍菲尔德大学讲师的麦克尔·肯尼也出版了博士论文《第一代新左派：斯大林之后的英国知识分子》，讲述新左派运动初期阶段（一九五六——一九六二）的情况。与林著相比，此书时间跨度小，叙事浮泛，材料不够丰富，论述也略显粗疏。又过两年，同类著作在美国现身：时任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丹尼斯·德沃金的《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这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新左派思想学术史，语言晓畅，识力精越，呈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左派运动和文化研究交叠左右的全景式格局。
新千年之后，新左派研究的势头依旧不减，英国学者斯蒂芬·伍德海姆斯推出他的力作《历史的形成：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一九三六——一九五六》。显然，书名受到爱德华·汤普森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启发。与以往著作不同，这是一部以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为核心的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它以传记文字的深情笔触，勾画出传主的心灵轨迹，它更多的是交代其思想的发源和嬗变，而不是评价和整理其学术业绩，在这当中，学理性分析与情感的体认交织在一起，既提供了社会史的宽广语境，又显示出思想史的思辨深度。作者认为，从大的方面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后续影响。“一战”之后，英国自由党衰落，自由主义思想威信扫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建设成就，让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心仪不已，到了三十年代，由于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开始壮大。在战后的英国，先前等级森严的阶级结构有所松动。在“一战”当中，素有“英格兰之花”美称的精英子弟大量殒命疆场，这就为寒门子弟跻身最高学府创造了空间，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在剑桥大学教师当中，左翼人士尚属凤毛麟角。一九三六年之后，形势大变，先是一些科学家开始倾心社会主义，邓恩生物化学研究所和卡文迪许实验物理学实验室云集了一批最有名的左翼科学家，他们推动了剑桥大学的知识分子向左转。到了三十年代末，剑桥大学俨然已是左翼学生的重镇，在四千学生当中，有一千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学会，仅三一学院就产生了三位极负盛名的新左派学人：历史学家维克多·凯尔南、乔治·鲁德和文化思想家雷蒙· 威廉斯。三十年代的左翼社团也是作者着墨颇多的地方，特别是左派读书俱乐部，更是作者大书特书的历史情境。如果说在三十年代初，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还是失业问题，那么，一九三六年之后，特别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们更忧心于法西斯势力的嚣张。那时，力主反法西斯的主要是英国共产党、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