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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七年窜升浙江省省政府秘书长，马上转为副省长，第二年成为宁波市委书记，一直到江泽民退位布局的时候，调任这位得力干将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黄兴国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核心人物，也没有在上海当过官；但是却积极投靠上海帮，博得了江泽民的信任。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宁波高速公路的各个出口，都树起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在江泽民的信任和鼓励下，黄兴国纵身投入了上海帮的怀抱，将经济发展迅速的宁波地区，和上海联接成了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
黄兴国家中，兄弟七人；六位哥哥的子女都已经凭借黄兴国的势力杀出象山，在宁波大发其财。所谓“神秘浙商”郁能建、郁国祥兄弟，则完全是和黄家势力组合在一起的。在郁国祥买下上海静安希尔顿的几乎同时，以其兄郁能建的名义，居然以八十二亿人民币的资金买下杭州环城高速公路，完全是黄兴国的后台，甚至可以说是上海帮的后台。
郁家兄弟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一九九三年还身无分文，在上海躲债。到二零零三年能够一下子出资一百个亿，其中，没有经营过任何一个像样的实业企业。十年功夫赚到一百个亿，意味着十年当中，无论节假日，每天都要进账三百万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天方夜谭。郁家兄弟除非自己有印钞机，否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多的资金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样明显的官商结合的事实，在上海帮统治的天下，居然无人过问，实在是咄咄怪事。而郁国祥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还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而是黄家势力进一步接近上海帮的桥头堡。果然，郁国祥收购静安希尔顿的同时，先让上海的著名艺术家陈逸飞拥有了老板级的签单权，然后通过陈逸飞，迅速和上海的相关势力打成一片。
郁国祥和张荣坤遇到了一起，就好比是一对混世魔王意外相遇，两个人居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个时候，张荣坤已经先一步发达，但是身为傀儡，多有不甘。于是他就和郁国祥设套，在郁国祥的静安希尔顿设置了一间专门的豪华套房，内部装修豪华，但是又设置了许多针孔式摄像头。
这个时候，秦裕、祝均一和陆祺伟，把张荣坤当成了“买单员”。尤其是秦裕，虽然是书生出身，却是又贪又好色。张荣坤拉着郁国祥，倒是十分情愿，替这几个大哥奔忙。但凡秦裕和祝均一看中某美女，或小影星，或歌女，或小家碧玉，张荣坤和郁国祥这两个地皮光棍出身的人，总是有办法弄到手，然后送入静安希尔顿酒店的包房，供他们淫乐。但是暗中却一五一十，纤毫毕露地进行录像。
张荣坤将秦裕等人的丑态淫行进行录像，原意大概是想争取摆脱傀儡的角色，能够逐步自主地动用资金。未料想这些录像却成了中纪委调查组迅速打开“社保案”的缺口。张荣坤等于虽然拍的是别人，却也算是自设证据，愚蠢之极。
第二十章 上海帮的末日
【上海独立王国】
江山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许年。陈良宇作为一个短时间内窜升为上海的“一哥”，上海帮的阵前先锋，凭借的是勇猛而不是实绩、大言而不是慎行、张扬而不是内敛。这就注定了共产党江山改朝换代之际，成为新朝代开刀祭旗的一颗大好头颅。正如十年前北京市“一哥”陈希同。
陈良宇最致命的问题，根本不是他的好色与贪污。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干部，都有情妇和花不完的钱。相比之下，陈良宇甚至还算比较清廉的一个。他最致命的问题，一是跟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央作对，甚至公开叫板；二是他好大喜功，勇猛激进，引发民怨沸腾，上访到北京者骆绎不绝。这显然对胡温刻意创导的“和谐社会”之“和谐”主题大相径庭。
胡温上台，多次进行宏观调控，以防止投资过热，出现泡沫经济。陈良宇却每次在温家宝提出宏观调控之后，在上海大放厥词，予以抵制。他说“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79”这种怪话，经常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了上海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二零零六年初，主持中纪委的吴官正找陈良宇谈话，指出他的秘书秦裕可能有问题。第二天吴官正离开上海回北京，陈良宇马上在上海市委大会上把秦裕夸了一顿，认为秦裕是个没有问题的好干部。
陈良宇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公然对抗胡温中央，如果其他省市跟着学陈良宇的样子，胡温中央势必造成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这恰好是雄心勃勃的胡锦涛最痛恨的一点。
除此之外，陈良宇执政时期，他号称“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但是上海到北京的上访告状的老百姓却骆绎不绝。一批是东八块的拆迁户，手里拿着许多关于周正毅官商勾结，进行商业诈骗的证据。仅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就由几百名上海警察到北京抓回了八十五名在北京的上访者。
“小赤佬”张荣坤的屁股也没有揩干净。其实早在二零零二年张荣坤完成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收购的同时，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就已经缠上了张荣坤。根据二零零二年三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买卖双方对原上海路桥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去留进行了约定。福禧公司方面要负责接收上海路桥原有的管理人员。并且约定“原有职工三个不变：人员岗位不变、待遇不变、收入不变”。
福禧投资当时给出的一个安置方案是，愿留就留，愿走就走，愿意留下的签订三年的协议，作为一个保护期或者说是缓冲期，进行一次性补助。
但这个方案，并没有获得所有老员工的认同，而更关键的是，三年的过渡期过后，怎么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而问题恰恰出于此。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福禧投资与这些老员工的三年协议已经过期了将近半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福禧投资决定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按照收购后新招聘来的员工待遇调整老员工的收入。但这个结果显然不是老员工所能接受的。因此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将张荣坤的种种问题反映到上海纪委，同时也派人上访至中纪委，令中央注意到了张荣坤这个问题富豪的各个方面。
周正毅和张荣坤，都是和陈良宇直接相关的问题富豪。因此，中纪委对陈良宇下手，也是按照柿子先拣软的掐的原则，先对周正毅和张荣坤下手。
【中纪委上海调查组】
二零零六年六月中旬，胡锦涛、曾庆红和吴官正亲自下令，向上海派遣了一个中纪委调查组，入驻上海衡山宾馆。中纪委选择这样的一个时候进驻上海，说来非常微妙，因为问题富豪周正毅恰恰于五月二十六日，才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满释放。
周正毅被判刑，本身是陈良宇一手包办的事情。因此周正毅在监狱中的待遇和地位非常特殊，相信也是陈良宇指使手下进行严密布置。一是使用化名，使得绝大多数的监狱干部都不知道周正毅正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当时周正毅使用的是“三八四四零号服刑犯人邹振义”，以免周正毅被外界认出。二是严格隔离。为了将周正毅和其他犯人隔离，周正毅不用参加劳动，也可以不参加犯人们早晨五时半的出操。吃饭时别的犯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正毅则由劳役犯人代劳。三是指定专人看管。上海提篮桥监狱专门指定某监区高级管教干部、教导员俞金宝为专职看管周正毅的干部。其他管教人员都不能与周正毅接触。四是享受特殊待遇。提篮桥监狱一位警官说：“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以往一些‘风云人物’，比如徐景贤、王秀珍、李伟信等关进监狱后，用的都是真名，也一样要像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学习和劳动。”而周正毅不仅不用劳动，一进监狱就享受单人间。服刑一段时间后，周正毅就干脆搬到俞金宝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话、电视、影碟播放机、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80。
周正毅在监狱中的这种待遇，自然不是俞金宝这样的一个管教干部做得到的，甚至连监狱长也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最终俞金宝还是被当成了替罪羊。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召开干部会议。监狱党委书记宣布，俞金宝因“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