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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的工程结构专业是个空架子，但是参加干部培训班，却是一名高手。他在业余时间勤于读书阅报，同时善于把书报中的内容，和机电系统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发挥。陈良宇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在干部培训班显得非常出众，既能滔滔不绝地空谈理论，又能倚笔写出文情并茂的好文章。
尤其是在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当中，陈良宇刻意结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人际关系网。在陈良宇参加的干部培训班当中，他是职位最低，党龄最短的一个。但是到了培训班之后，大家都是同学，因此也一时失去了等级森严的屏障。
在同学当中，陈良宇最加刻意经营的，是同属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李嘉康。李嘉康本身也是上海人，但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工作，曾经在辽宁煤炭工业部门担任厂长、矿长、矿务局处长等职务。七十年代中期调回到上海，就在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机械部门担任厂长。一九七八年成立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时，出任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陈良宇和他熟悉以后，很快就利用星期天登门拜访，声称要向李嘉康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云云。因为李嘉康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在外地长期工作过的上海人，因此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很快打得火热。和对付齐经理的手段一样，陈良宇很快就用义气收服了李嘉康，使得李嘉康成为陈良宇的兄弟。
陈良宇的另一位同学，就是现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蒋以任。当时蒋以任是以上海柴油机厂设计科科长的身份，被推荐参加党校培训的。陈良宇和蒋以任在那个时候，关系还相对疏远，因为在机电一局的这个大家庭中，不属于同一派系。
【台阶之一：副厂长】
陈良宇的这一套用义气收服比自己职位更高之人的手段，说来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地方特色。宁波向来是开埠之地，京航大运河的终点，因此宁波人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讲利益，重面子的商业和人文特征。所谓重面子，一是深信“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原则，相信给别人面子和利益，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基本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使没有利益，也愿意给别人面子。二是讲究共同利益，所谓“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21，任何事情都是大家有利益，有面子。这虽然是一种商业手段，但是运用在人际关系和官场上，也通常无往而不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人的这种人文特征，正是日后上海滩海派文化的核心因素。
当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上海滩混成最有名的大亨，就是依靠这种手段，不仅有利益，而且得人心。事实上，凡是深谙此道到上海混的宁波人，无不成为上海滩的人物。这也包括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如果不是共产党占领了上海，陈更华也许也会成为上海滩的闻人之一。
陈良宇虽然在上海出身长大，但是整个家庭却浸透了这种“宁波式的”观念。上自爷爷奶奶，下到陈更华和李谋真，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陈良宇的处世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处世哲学，在利益场上，乃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手段的推动下，陈良宇出道之初，刚刚种下种子，马上就开始收获了。一九八三年三月，离陈良宇培训结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任命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负责后勤、工会和基建等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几个副厂长中，虽然重要性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一个，却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资本，一个方面是符合所谓的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已经初试锋芒的钻营手段。
一九八三年三月，陈良宇人还在机电一局的干部轮训班，副厂长的任命书已经下达到了彭浦机器厂。这就是陈良宇参加这次长达七个月的干部培训班的初步收获。但是这个收获，根本还不算是真正的果实。
陈良宇结束了轮训班学习之后，回到厂里，俨然已经是厂级领导。但是，陈良宇虽然是副厂长，却很少在厂里工作。那个时候，彭浦机器厂的基建已经结束，后勤方面的工作量也很少。按理说，陈良宇应该是一个清闲的厂长。但是事实上，他却比谁都要忙，忙得工厂里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
自从陈良宇通过在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一举成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以后，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既认识了自己的资源，也摸清了当时的官场规则，因此抖擞全副本领，全力一搏。所以他的眼睛里，其实已经没有把这区区的彭浦机器厂厂长放在眼中。他要再上一个台阶。
为此，凡是有空闲时间，他就往公司和局里跑。在不熟悉的干部那里，他是因为工作，顺便到局里和公司拜访领导；在熟悉的公司兄弟们那里，他则是小兄弟一个，是来为他们排忧解难，分担烦恼的。尤其是在李嘉康和齐经理那里，他永远以一副“自己人”的面目出现。他们有什么具体困难，尤其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做的，事无巨细，都由陈良宇去解决。陈良宇名义上是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等于是公司领导的马仔。为了帮助李嘉康的亲属看病，陈良宇几次在上班时候跑到江宁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让其父亲陈更华帮助解决。所以陈更华单位的同事，大都见过陈良宇，而且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是彭浦机器厂的厂长。
【台阶之二：党委副书记】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际，机电一局的干部当中已经流传黄菊即将升迁的消息。在机电系统老领导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期间，由机电一局的干部担任市委工业书记，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黄菊一升，下面自然是鸡犬升天。机电一局的整个班子都要调整。
机电一局由于是拥有近三十万职工的大局，而且是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产业，因此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其中有机床公司派，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一九七八年拆分），拖拉机制造派，上柴派（上海柴油机厂）等等。陈良宇所在的小圈子，属于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因此和黄菊原来的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属于同一个派系。
黄菊升官，而且一升数级，必定意味着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系将得到重用。因此陈良宇非常卖力地帮助李嘉康和齐经理在派系斗争中出谋划策，同时进一步通过李嘉康和齐经理拉近了与黄菊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陈良宇，和李嘉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络，意气也更为相投。两人惺惺相惜，相识恨晚。但是李嘉康和黄菊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人都被视为机电一局的少壮派头目，互相帮扶着。
果然在七月底，上海市委一纸调令，黄菊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八月份机电一局全面换血，李嘉康升任机电一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荣任党委书记22。破格提升的干部有两名，一名是蒋以任，从上海柴油机厂副厂长，直接提升到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另一个就是陈良宇，直接飞升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
在上海机电一局，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大换班。因为上一届领导刚刚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刚刚上任。当时的局长为中国起重机械方面的专家张尊敬，党委书记是老革命、新四军抗大八分校出身的汪儒文23。而且张尊敬的这次任命，是由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但是，仅仅在一年半之后，就将这一届的领导统统换下，事属突然，无异于一次政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汪道涵一手策划的从自己熟悉的上海机电部门培植亲信的一种做法，也是上海帮逐步形成的最早的一个核心。从此以后，机电一局出身的人，被认为是上海干部的嫡系部队，机电一局党校也成为上海帮的黄埔军校。
一九八三年八月起，以黄菊的上海市工业党委书记为龙头，形成了李嘉康、蒋以任、陈良宇、韩国璋、尤逸尘24等人的初步核心。
陈良宇从一个小小的厂级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下属专业公司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间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六个月时间连升两级不说，这个出任党委副书记的人才，却仅仅只有三年多的党龄。参考古代的官制，机电一局的局长相当于三品道台，陈良宇的这个职务，相当于六品的通判。陈良宇从秀才（入党），到六品官，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其中从九品的芝麻官到六品通判，仅仅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