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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睛肿得老高，心里倒还明白，封建迷信的事情，我不能试。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左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视线都窄了许多。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珍姐见到我，已经不再长吁短叹了。她现在每天提心吊胆的是如何不让尖尖的眼线笔弄破已经透明的肿块。摄像，导播也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大概看惯了我的样子，竟然敢给我推大大的特写了。至于观众，一大早都睡眼的，也没人像看情人般地紧盯着我。我自己呢，慢慢地也敢大白天不戴墨镜在街上走了。香港的小孩子好像特别坚强，马路上、超市里猛然间看到我，也没人哭闹。
几天后，我再去复诊。
和上次一样，英俊的X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和颜悦色地说：“还没熟透呢，再等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我又恍惚着被护士小姐领到了柜台去结账，短暂的一面，再花去我港币1000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值了。”
两天后，是个星期天。
我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床。人睡够了，心情就特别好，我哼着歌在洗手间里刷牙。突然，那个硕大无朋的包，破了。
我吐掉嘴里的牙膏，开始深呼吸，可人还是紧张地发抖。
我从家里常备的药箱里拿出纱布，轻轻地擦干净左眼眼皮，然后，下楼打车，直奔X大夫而去。
谢天谢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当然，是要按周末急诊收费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兴。他戴上白色医疗手套，拿出两根棉签，动手挤那个包。我微仰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好了。”一分钟都没有，X大夫已经大功告成。“这里是一盒防感染的药膏，回家记得涂喔。再见！”
那天，我的账单是1500港币。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1999年10月28日晚上7∶00，我拖着两个无比沉重的大箱子来到香港赤蜡角国际机场，准备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耶路撒冷。旅行社发出的指南上特别注明，乘以航飞机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我虽然觉得没必要，可还是乖乖地照办。毕竟，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我相信，人的着装颇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装：军绿色卡其布连衣裙，高统皮靴，像极了电视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是两条长长的人龙，一队是以色列公民，一队是外国人，队伍长得令人绝望。还好，我坐的是公务舱，多少有些特权，不用排队。
我正在暗自庆幸，一个以航工作人员走过来用英语请我出示机票和护照。这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窝、鲜明的五官轮廓、特别是挺直的鼻子和一头卷曲蓬松的褐色乱发，像极了年轻时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 Streisand）。
想想真可惜，我没有和她拍张照片，也忘了问问她的芳名。毕竟，她折磨了我整整3个小时。
以下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段对话：
问（面无表情地）：“你去以色列做什么？”
答（心不在焉地）：“拍节目。”
问（仍然面无表情地）：“拍什么节目？”
答（开始不耐烦）：“千禧之旅。”（大费周章地介绍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行程中的伊拉克。）
问（她一直低头翻看我的护照，脸上的表情我看不见，但突然变大的声音说明她极为不满我的态度）：“你在以色列准备拍些什么呢？”
答（我的声音也开始冷淡，语气更强硬了）：“不知道。”
问（她从护照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那谁知道呢？”
答（我微微地扬起了下巴，挑衅似的迎住她的目光）：“我的同事。”
问（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叹了一口气）：“他们在哪？”
答（开始气她）：“在以色列。”
问（她不再看我，目光掠过我望向我的身后）：“你在以色列住哪？”
答（我故意把头往旁边歪，去找她的目光，语调逼人地）：“不知道。”
问（她的脸涨得通红）：“谁来接你呢？”
答（拿腔拿调地）：“不知道。”
问（几乎崩溃，但仍然死扛）：“你在以色列会呆多长时间？”
答（我都不忍心了）：“不知道。”
……
我们这段剑拔弩张的对话进行了40分钟，我始终是一问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我的确是不合作），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天地良心，这是真话）。女孩认定我虽然极不友善，但并没危险。第一关盘查我总算通过。
女孩把护照、机票还给我，转过身，用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自顾自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前途叵测。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推着行李车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后，在我看来，她的背影写满了复仇二字。
“我刚才对她那种态度，她一定想把我关到小屋里单独盘问吧？算了，大不了误飞机，什么鬼地方，哭着喊着求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一直胡思乱想。
我跟着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机大厅，来到了停机坪上。一辆7座面包车正停在我的面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我心一横，抬腿就上了面包车，我的箱子和巨大的双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车上，我连看都不看。我心里有数，护照机票都在我手里，钱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袋里，袋子是我花了5块钱人民币在大理洋人街买的，我去哪都拿它来装“巨款”，挂在脖子上。有了这几样旅行必备的东西，其他的，真要丢了，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丢了就丢了；心情不好——比如现在，那我一定把航空公司告得倾家荡产。
我沉着脸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余光能看到女孩和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在奋力搬我的箱子。
车子在停机坪上转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飞机检修库的平房前。
平房里热火朝天地挤满了人。
我铁青着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七、八个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个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听天由命的外国旅客。
女孩丢下我，和一个长得挺像内塔尼亚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讲起了希伯莱语，“内塔尼亚胡”不时地向我这里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着，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我的行李。
“内塔尼亚胡”微笑着向我走来，“Shalom！”（希伯莱语你好的意思）他冲我点了点头，弯腰拎起我的两个巨无霸箱子，转身放在了一张比乒乓球台还要宽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从哪端出两个硕大的透明塑料箱，倒进开水，滴两滴泡泡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球台上。
我饶有兴味地看他们忙着，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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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箱子！”
“打开箱子。”“芭芭拉”不看我，而且，连个请字也没有。
我蒙了一下，有那么两秒钟吧，我特别想扑过去求他们：“我不玩了，让我回家吧。”虽然心里想变成浦志高，可脸上的表情还是和江姐一样大义凛然。
我开了密码锁，向后退了半步，皮笑肉不笑地对“芭芭拉”说：“箱子太重，我打不开。”
废话，要杀要剐随便，但别指望着我会帮你们磨刀。
还是“内塔尼亚胡”怜香惜玉，他帮“芭芭拉”打开了箱子。这下，我的宝贝全都大白于天下。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两个箱子，谢天谢地，内衣、女性用品大概是在箱底，我担心的难堪场面没有出现。
最上层花花绿绿的是我的战略储备：方便面、榨菜、话梅、口香糖、咖啡、巧克力和维他命。所有的食品全部真空密封包装，绝对符合卫生检疫条例。这一下，我更加气定神闲。
“这么多吃的，你是要去野营吗？”“内塔尼亚胡”指着一大盒金莎巧克力冲我乐。
“不，我很馋。”我也笑了，人家“内塔尼亚胡”一直对我不错，可我心里还是打鼓。这些食品我是为了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过苦日子预备的，被他们猜到总不太好。
“对不起，按规定，现在我们要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