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五龙这样的角色哪儿还有可能还乡呢？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都市无边的欲望之中，不断南下，也只能南下，直至堕入最原始的迷雾，而死亡之神却早已如影随形。弥留时“他知道自己仍然沿着铁路跋涉在逃亡途中”，——而还乡的“路”早已荡然无存，正如那曲逃亡者的心曲所倾诉的“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③——终究只能是逃亡，永久的逃亡，永久的漂泊的路……
退一步讲，即便是回到了原来的乡村平原上，他们是否也就真的“还乡”了呢？是否就真正地远离了动荡、暴力、纵欲等都市的罪恶而找到了心灵的精神之乡呢？那就让我们先看看枫杨树故乡的种种残酷的真实吧：
陈宝年为了十亩水田而不惜牺牲了亲妹子的青春和一生（《1934年的逃亡》）；土匪当着春麦的面霸占了他的妻子，血性的枫杨树人春麦终究是举起了柴刀，但砍杀的却是自己柔弱的妻（《十九间房》）；祖母蒋氏，这个枫杨树世界里最具母性情怀、神采飞扬的女性，为了生存，她可以在死人塘边挥舞圆镰，砍杀乡亲。甚至当她见到同样受到陈宝年蹂躏和遗弃的小女人环子时，也丝毫没有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而是满含仇恨而又颇富心计地除掉了环子腹中的胎儿（《1934年的逃亡》）。乡村的杀戮、丑恶也并不亚于都市的罪恶，父亲为了田产毫无痛惜地将亲生女儿嫁给了年迈的驼背老板，为了传宗接代而又让土匪掳淫。诸如此类的，还有兄弟相残、儿子杀父、丈夫刃妻（《罂粟之家》）……全都像那火红的罂粟一样绽满这块苦难的土地，随时散发出鸦片的恶臭，让人窒息。苏童说“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诱惑的存在”④，我要说在这种腐化的存在之中，已全无人性的星光，除了黑暗依旧只是黑暗，这是一种无边的黑暗和无边的腐败，它通过黑黑的车轮连同起了都市的罪恶，而那“滚滚的车轮碾在两根黑色的铁轨之上，一根叫作暴力，另一根叫作纵欲。”⑤这是无边而无界的罪恶，这是南方火红罂粟的无底的潮湿和糜烂。
接下来要说的是长篇《我的帝王生涯》，这部苏童最好的小说，似乎与“逃亡”和“还乡”相关甚疏。但实际上，人君之梦亦是另一个版本的“逃亡”和“还乡”。从帝王到走索王再到一畦王，端白其实也是在“逃亡”与“还乡”的路上颠沛流离。宫廷是人世的天堂，是每个人奢望过的梦。但宫廷却更是人世间最黑暗的地狱之所，这儿充满了最血腥的屠杀、最无耻的阴谋和最无奈的惶恐，还有那傀儡式中规中矩的毫无自由可言的受制于人的生活，这一切都让一代帝王端白做起了“还乡”式的庶民之梦。这无疑也是一种“逃亡”，只是这种逃亡并未付诸于主人公的实际行动之中。但它后来还是被行为化了当朝政动荡、大权旁落，他便被动地却又是不无侥幸地由帝王逃亡成了走索艺人。这是逃亡，同时也是还乡，两者一如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分。而一旦真正地还乡为民时，他却有不能忍受世俗生活的苦难，“我觉得乡村客栈里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快乐”，即便是后来形似快乐无忧的一畦王式的白天走索，晚上读书的生活，也仍然免不了“一无所获”的无奈喟叹。可见，他终究也未能走完还乡“路”，精神家园的追寻依旧毫无着落。漂泊的灵魂除了流浪，依然只能是流浪。
就这样，逃亡与还乡在苏童小说中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二律悖反：逃亡，即便是逃出了乡村的迷雾，却也只能消亡于都市的乌云之中；而“回归的路途”却早已迷失，还乡也终究只能是幻梦一场。乡村与都市，都只是罪恶的渊薮，那么人类理想的栖息地究竟在哪儿呢？我们的灵魂难道就只能作永远的流浪？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命运，而苏童通过“逃亡”与“还乡”这一奇异的悖论而对精神家园追寻的虚妄的表达也指向了同样的“无家可归”。而且在苏童的笔下，那种指向无家可归“的逃亡与还乡都带有极为浓厚的宿命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叙事文本中，人物逃亡/还乡的理由即是逃亡/还乡本身，对他们来说逃亡/还乡就是生，逃亡/还乡就是死，逃亡/还乡就是全部的人生。当一种行为并不因为原因和结果而存在时，这种行为就失去了继续言说的可能而变成一种不可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苏童的逃亡和还乡，其终极的目标究竟是指向何方？对此，聪明的苏童并未来企图作出某种行而上的探讨，更没有对未来与希望给予某种盲目的乐观和向上，当然也没有乌托邦式的光明和神话。或许，这恰恰说明了苏童的某种清醒：”逃亡与还乡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人物的不断逃离又不断回归的历程正暗含着人类艰难跋涉的漫长的精神旅程，这正是对孤独的徒劳的反叛及反叛后对现实的回归与认同。“⑥
然而，这种宿命式的表达中，无疑也寄托了苏童自己的某种惆怅和悲观。他曾引述瓦尔特·本雅明的话说：“（我们）这些主人，却无家可归。……是的，我和我的写作，皆以南方为家，但我常常觉得我无家可归。”⑦现代工业文明的无限膨胀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度繁荣，都已将人的精神家园挤向了无边的废墟，于是我们就成了无“根”的漂泊，只能作永远的流浪。苏童所表达的其实是现代人普遍的家园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让“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人都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⑧”。而逃亡，则正是苏童自身的这种家园危机意识作潜在内趋力的结果。人的血脉“一边在乡村一边在城市，这血脉两侧可以很近可以很远。一个人在精神上，也是站在这个世界的两侧跳跃，他没有中心，这个中心是不存在的”⑨。于是逃亡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并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栖居地，这便几乎成了现代人命运的宿命式寓言。而与之相对也相统一的还乡，则无疑寄寓了一种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眷恋与固守。尽管由于精神家园的虚无使得这份眷恋与固守显得过于空洞和苍白，但这种眷恋与固守的姿势，却足已说明了苏童对于难以割舍的“根”的追寻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在这种追寻与思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的某种自觉。
冥冥之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的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⑩，于是“在那条与生具来的河中，你仿佛坐在一只竹筏上顺流而下，回首遥望远远的故乡”⑾……
注释：
①《米》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②③《世界两侧：1934年的逃亡》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④《少年血：南方的堕落》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⑤《苏童论》 王海燕 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4
转载自《人大复印资料》 1994。2
⑥《突围与陷落》 冯爱琳 见《当代文坛》2000。1
⑦⑧《南方是什么？》 苏童 见《书城》2002年。2
⑨《打开人性的皱折》 周新民、苏童 见《小说评论》2004。2
⑩《世界两侧：自序》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⑾《世界两侧：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苏童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