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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别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
金刚坡下
一
——是谁写出了这幕悲剧的呢？
吏太太在她的心里这样想着。她抱着个半岁光景的婴儿，立在一家临着公路的大院子门口。
下了整天的微雨，绵绵地还没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把那金刚坡上的一座碉堡笼罩了。
一位流亡的年轻妇人，一手拖着个四岁的幼儿，一手挟着小小的包裹，在公路上冒着雨，以急凑的步武，向金刚坡走去。
另一位抱着一匹小黑羊羔的倔强农妇，也以急凑的步武，跟在她们的背后，向金刚坡走去。
思念羊儿的哀切的母羊的叫声，思念母亲的哀切的羊儿的叫声，难割难舍地，隔着墙，在互相呼应。
史太太禁不住流下眼泪来了，她低下头去，吻着她自己的婴儿，就以那样的姿势，被夜境吞灭了去。
二
这年轻，没有什么经验的史太太，约莫在一个月以前，又疑自己是已经有孕了。她的先生在城里某一处机关当小职员，当然没有多的钱来替幼儿买奶粉——那已经卖到五十元一磅的克林奶粉。他们便想到买山羊来喂，山羊奶和人奶相近，这样也就省得雇奶妈的麻烦。
好容易托人买到了一匹母山羊来，是纯黑的，带着一匹小羊羔，也是纯黑的。
买的只是母羊，羊羔才生下地来十天光景，要满了五十天，断了奶，羊主——据说是附近的一位联保主任——便要来把它牵回去。
羊子买来没几天，史太太根据她后来的生理现象证明了是她自己的多疑闹了一场喜剧，已经没有再养的必要了。但她却是喜欢它们，尤其是那羊羔。
她所赁居着的本是一座农家院子的一部分，山羊母子就被养在那朝门里。喂养，全是她自己经手。
要是遇着晴天，她一早起来便要把它们牵到田地里去放，让它们去吃些青草和田里的谷桩上所迸出的三寸来往长的残稻。等待天色晚了，又去把它们牵回来。
那山羊母子间的慈爱，就这样，每天都要为她画出好几幅动人的图画。譬如当母羊拴在田里的时候，羊羔一跑远了，母亲便要恳切地呼唤，角还未出头的羊儿，就象一条小黑狗，但嫌脚太高了一点，便四脚四爪一齐举起来跳跑到母亲跟前。跑得来真是快，而且有些不稳，令人替它担心着有打倒栽葱或横躺下去的危险。
这些，对于乡居颇感寂寞的史太太，除她自己的可爱的宝宝之外，是最廉价而又很高贵的安慰了。
三
是大前天晚上的事。
房主人的一位老太婆从外面引了两位难民母子回来。
——“史太太，你是做好事的人，你把她留在你这里带少爷吧，怪可怜的。”
母亲的一位只有二十六八光景，瓜子形的脸异常苍白，身材很瘦削而小巧，假使装束得整伤一些，很容易被人看为知识阶级的女性。觳觫的一件黑色的单衫，分明敌不着下雨天的十月的寒冷。
儿子的一位据说已经四岁了，却是臃肿得难以形容，穿着一件肮脏的大人的灰布棉军服，太长的两袖和腰身是缀短了一些的，但依然快要拖着地。脸色黄肿，打着一双赤足。
——“我是在桥头看见她，”老太婆继续着说，“她的娃儿在那儿哭啦。她说要上成都去，从城里搭了到金刚坡的卡车来，车子在金刚坡便把她们放下来了。又没有钱，成都怎么去得了呢？”
史太太的富于同情的心，立刻便被打动了，她详细地问起了那难民母子的身世。
——“我是沪州的人，”母亲的说，“丈夫姓李，娘家姓赵。三年前丈夫被抽壮丁，出了川去打日本鬼子。在台儿庄打仗的时候，还有信寄回来，说是日本鬼子该遭天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又说仗火打得很紧，如果他是战死了，要我替他守寡，不要嫁，把儿子抚养成人，替他报仇。但自从台儿庄失陷以后，便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用着沉抑的声音，没有抑扬的口调继续着说，但她也没有什么特别悲哀的表情，就好象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那样。
——“我们在沪州开了一家香烟店，也还有些钱存放在亲戚人家生利，生活是过得去的。但不幸就在去年九月，沪州遭了日本鬼子的轰炸，店铺炸毁了，亲戚人家都炸死了，因此上落得人财两空。
——“我便带着儿子到重庆来，想找些职业，四个月前靠着一位荐头的介绍，把儿子寄放在歌乐山的保育院，自己呢在江北的纱厂里做女。寄放儿子的时候，拿了一只金戒指去抵押，每月还送十元的保育费。……”
——“是你亲自送去的吗？”史太太插问着。
——“不，一切都是经过荐头老板。”
——“那你是受了骗啦，保育院哪要什么抵押和保育费！”
——“是的，听说歌乐山的保育院很好，是不要钱的。我前天才从江北回到城里，找那荐头老板，本打算到歌乐山去看看儿子，但没想出儿子就坐在荐头老板的门口，黄肿得不成个人样，是儿子先跳起来喊我，我才把他认出。”
——“那你真是受了骗！没良心的人！”老太婆很抱不平地插说。
——“我问荐头老板，他告诉我是儿子在歌乐山打摆子，人家不收，送了回来。戒指呢？连药钱都不够啦！我便很伤心，工厂也不再去了，带着儿子到成都去，找我的表姐姐。……”
史太太听了她的诉说，决心把母子两人都留下了，但她心里是这样打算：儿子还是送到真正的保育院去，只把女人留着作伴，但也须写信去告诉她的先生，征求同意。
她回头进房里去拿了一个长方形的洋铁匣来，又从里面取了十来粒白色蓝记的奎宁丸，她交给那难民女子说：“今晚就把两粒给你孩子吃，明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