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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较一般人更敏锐，他叙说的一切，在他脑子里不知转了多少个儿了，当着我晚生
的面，他没有过多的剖析，但从他淡淡的笑容中，我似乎觉得出他心中翻腾的万千
感慨。
由于侯老的身体原因，这次广交会的演出他没有去成，但是，我却有幸在他的
身边度过了三个星期。
侯宝林在香港
侯宝林率中国广播说唱团于1982 年赴香港演出，成为了那年一大新闻。
香港以及内地的报纸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标题都非常醒目《香岛刮起侯旋风》、
《语言大师笑话香江》、《侯派三代一齐到港》。侯大师在报刊上的照片也是仪表
堂堂，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妙趣横生。
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深深地刻着侯大师与我们普通的演员一样，在香港住简陋的
招待所，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拿着折扇大汗淋漓地造风寻冷的情景。
1982 年的香港，在这里工作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里“左”的余毒还没有
肃清，言谈话语，工作安排，还带着很浓烈的“文革”的味道。
当时的一位领导在我们刚到的时候，给我们介绍香港：“同志们，这里不是香
港，是臭港，乌七八糟的什么都有，那些高楼大厦，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每一块
港市都有劳动人民的命的代价！”我们听了好害怕，侯大师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但是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偷偷地对团里的领导说：
“什么话都不能说得太绝对，臭港，既然是臭港，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儿媳妇
全办到这儿工作，你怎么忍心让儿女一天到晚让臭味熏着？你再翻翻他的兜儿，准
有百十条命！”看我们疑惑不解，侯先生说：“每一块港币都有命的代价呀！”连
我们团里的领导都点头赞同，但这些话我们不敢说，除了侯大师外，谁也不敢说。
我们住在九龙的香港新华分社的招待所里。侯先生是大师，给他一个人分配在
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儿原来是个仓库，堆着好些东西。我们一般演员则十几
个人一屋，住上下铺。炎热的香江六月，我们屋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架电风扇，没
有洗澡的地方，一人发一个塑料桶。由于人太多，铺不够，我被分配在过道搭一个
行军床住下，马季老师还嘱咐我照顾师爷的衣食住行。
我们居住是封闭式的，不让外界知道。
侯先生每天都在记者的包围中。白天，有一些参观、座谈项目，晚上侯先生要
登台演出，闲暇还要接见一些来自台湾、美国，特为看他专程赶来的朋友。
六十五岁的老人，不容易呀！
日程的安排像风下的走马灯，不停地转。回到招待所，侯先生和我们所有的演
员一样，开会学习、讨论，吃大锅饭，拿每天十块钱港币的补助（当时合三块钱人
民币）。
侯宝林自己没说什么的时候，有一位内地的领导同志看不下去了，他向新华分
社反映了情况，问能不能改善一下侯先生的居住条件。
当新华分社的领导征求意见时，仍然被前边所说的那位“左领导”拒绝了，理
由是香港太乱，住在外面不安全，要确保侯大师的人身安全。
侯先生一个人坐在小仓库的床前，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抽烟。他赤着背，只穿
了一个大裤头。我给他打来一桶水，让他冲冲澡，他摇了摇头。我洗了一条手巾，
给他擦背上的汗。我一边擦，他一边抽烟。擦完后，侯先生心情沉重他说：“不应
该呀，他们不应该对侯宝林这样，我是块牌子，给我待遇好点儿是为国家争脸呀，
这是国家形象呀。记者问我您对香港的印象怎么样呀，我能跟他们说，这是臭港？
不能呀！我能说香港这地方太热，洗澡不方便，老用塑料桶打水冲凉？不能呀！”
我无言以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侯先生说完以后看看表：“该准备演出了，把衣服帮我穿上。”几个小时以后，
侯先生又谈笑风声地活跃在舞台上，把香港人逗得东倒西歪。
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听说大陆不许讽刺政府和领导人，您怎么看这个问
题？”侯先生义正辞严地回答：“每一个民族有它对讽刺的传统看法。我们对不正
确的东西就要讽刺，‘四人帮’四个人全是领导人，他们坏我们就讽刺他们，好的
领导我们讽刺他干嘛，我们不能为讽刺而讽刺，我们讽刺要看对我们民族有没有利，
不利的事我们不干！”小事就是小事，大事就是大事，师爷心里泾渭分明！
1984 年，我们第二次到香港演出时，原来那位“左领导”下台了，另一位领
导向我们广播说唱团道歉：“前年你们来，我们的做法还没有脱离‘左’的影响，
对大家苛刻了一些，不让大家上街，不让大家自由活动，安排住宿条件也不好，有
点对不起大家，尤其对不起侯先生。当时侯先生有组织地提了一点意见，还被我们
原来的领导给国内有关单位奏了一本，这些做法都有些过火，伤害了同志，我们保
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事。”这次侯先生没去，我回来转达给师爷，他笑着说：“他
们还奏我一本，我早忘了这事儿了！”他是人民代表侯先生不是个爱讲条件的人，
他说：“我们演员要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千万不能让人觉得格愣（北京
土话，不舒服、别扭的意思）。”在大庆演出，他穿一身大庆工人的衣服，一双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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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师傅看见他很惊奇：“侯大师，我们没想到您也穿这个，和我们工人一样，
您可是人大代表呀！”侯先生说：“人大代表代表人民，人民穿什么我穿什么，再
者说，这么冷的天我不穿棉欤胖和肪投车袅耍液慰辔伺赏纷约赫易锸�
呢！”在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我目睹了侯先生对我们子弟兵的一片真情。
他要求在病房里为受伤的伤病员演出。一连为战士演出了好几场了，他那么大
的岁数，艺术团的领导说：“侯大师，您歇会儿吧，这种小型演出让姜昆他们年轻
人演吧！”侯先生不同意：“什么大型？什么小型？战场上没这个。我看着这些战
士们，我非演不可。他们还是孩子，可已经是国家的功臣了，别人累歇着可以，我
侯宝林不行。我和姜昆合说，我给他捧。”侯先生给我捧哏，我受宠若惊。
我们来到了战地医院。侯大师心疼地坐在病床前望着受伤的战士们：“你们挂
了彩，受了伤，但你们也立了功，人民爱戴你们，我们代表人民给你们说相声。你
们头上有伤，别笑太厉害了，我和我的徒孙姜昆给你们说一段《抓俘虏》！”我把
我在战场上学的几句越南话编在一起，创作了《抓俘虏》的相声小段。侯先生只是
在我和李文华演出的时候看了几次，可在病房里他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为我捧了下
来，我感动极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侯先生合作，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病房里的伤
病员热烈鼓掌，含着眼泪鼓掌，为侯大师对他们的一片真情鼓掌。
侯先生的喉头扁桃腺化脓，他告诉医务人员：“不用打抗菌素，打点儿鱼腥草
注射液，这是中草药，又是云南特产，此地得病用此地的药，准灵！”他信心十足，
医务人员也消却了紧张，而且对大师平添了几分敬佩。
到前线，每天都是在丛林大山当中转，蜿蜒的盘山道，绵绵的细雨，军区接待
我们的领导为侯先生专门配了一辆吉普车，但侯先生不坐。
他说：“这是前线，一走就是六七个小时，我一人坐吉普，闷得慌，我和大家
一起坐大轿车，让大家伙陪我打扑克，你们有意见吗？”谁还能说什么呢？侯先生
和我们一起坐大轿车，而且坐在了最后的一排座位上。
在北京的后海，侯先生家有一位座上客，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师傅；当侯先生住
进了西长安街上的24 号部长楼里时，这位师傅依然还是座上客。侯先生说：“他
是我的救命恩人，‘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迫于压力不敢和我们说话，不敢和我们
打对脸，走道上见我们都绕开。可他不，他说我是个普通人，我没什么可怕的。他
给我送吃的、送药。我解放了，第一个把他请回来喝酒，我踉孩子们说，你们可以
忘掉我，不能忘掉他！”一次，在大会堂演出完毕，许多人争着和国家领导人照相。
侯先生在一旁和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照相。
他和我说：“和大人物照相，容易被人忘掉。可这位普通的战士能记你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