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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兵和中学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想，“文化大革命”有
点“文化”的味儿了（我把“文化”和“文艺”看成一个词了）。我的心痒了起来，
叫了几个也非常喜欢文艺的伙伴，拉起了一个“红卫兵话剧团”，尽管当时起这个
名字我有些胆怯，但是，心中的火一烧，总觉得热呼呼的！
我们先是在一个同学的小木板房里写剧本，他写一幕，我写一幕，写完了往一
块“串”，没有两个星期，一个六幕八场的话剧写出来了！我们说好了，甭管戏怎
么样，只要每一幕的结尾能让人鼓掌就行。
那个时候，有点“胆子”，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排练的地方，有人以红卫兵
司令部的名义借来了东单三条一个被抄的小“牙科医室”，根据地有了；没有服装，
找人弄来了“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借”；没
有布景，四处去找木头做，东拼西凑。所有东西全是“借”的，这种“借”跟“敲”
人家一样，不给是不行的。
1968 年的元旦，我们的“戏”居然在首都“上演”了。我在戏里扮演一个流
浪者——失业的苏联汽车司机阿辽沙，人物就是从过去《以革命的名义》里面的雅
什卡套过来的。这场演出，该要人鼓掌的地方，全鼓掌了！多兴奋呀，继续排，继
续演，一连演了五十多场。整半年多的时间，脑袋一直是热呼呼的！虽然我终于登
上了舞台，并且也沉浸在“掌声”之中，然而，我所追求的艺术，却是那么可笑！
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的一个剧场演出。演出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报名上山下乡了，去北大荒！”伙伴们全惊住了，都舍不得我，我也舍不
得我的伙伴。可是，我已经决定了，因为我看到在生活的道路上，又燃起了另一束
希望的火花……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
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
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
我想：在荒凉的异乡，在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
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
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
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
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
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
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
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
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
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
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
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
活开始了！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
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
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
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又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了有点儿“艰苦磨练”
的劲头儿。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来激
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
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
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他说我“不稳重”、
“浮躁”，要我不要“锋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想了很久，觉得他说
得有道理，照办了，并且也学着怎样“稳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被领导知道了。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说是“严
重的政治问题”，让大家帮助我。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我也害怕极了，痛哭流涕
地作了检讨。从此，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姜昆啊，有才无德。”一天，我们
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没有经
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传队每况愈下，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
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
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
队，住的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
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五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
点——七连。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
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
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
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
我全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
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不住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
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
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
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
我说：“行，干吧！”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先带着大家学语
录，然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干，往下
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
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一方面
想：这回不能说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
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矛盾着……
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
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69 年底，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
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运动同时进行。
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因为摊子大，人多，成份复杂，又有牛棚，又有“阶级
敌人”。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也得抓出“阶级敌人”，也得要
搞出“新动向”来。这样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来了。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
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于是被列为“清经济”的重点对象，而且果然“清”出了问
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
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