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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外国列强首要的责任，是当他们行使治外法权的时候，要采取严格的、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他们每个可敬的国民都遵纪守法，形成“善治”秩序。必须承认，要在外国侨民中保持“善治”秩序是不易的，因为治外法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怪胎。让人费解的是，似乎上述问题还不够棘手，如今列强又试图增加它的困难，他们竟然愚蠢地要求每个国家在每个通商口岸都应划有一个独立的租界。于是，现在每个通商口岸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小国林立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每个小火星都有可能引爆它。在此，应当指出，欧洲列强要求拥有一个独立的租界，大概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英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个错误，即它把主要的权力授予所有的英国殖民者——不仅授予英国领事，而且授予由多人组成的市政当局，甚至还将其授予到英国商人卷入的每场官司上。对于外国列强来说，要使其国民服从于市政当局——尽管英国官员的市政管理已然糟透，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但若使其臣民服从于英国商人的权威，那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正如已故的弗劳德先生（31）曾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要实行代议制政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必须实行君主统治。带有强烈的种族与民族偏见的人们，是决不可能成功地通过选举并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为了废除那愚蠢的独立租界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外国人的“善治”秩序，外国殖民者的机构应当接受调查，并加以改革。
四、真正的困难
在中国问题中，真正让人担心的是，那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乃是列强之间如何实现和谐一致——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一致，而非实质上的一致。事实上，华北地区所发生的那场事变已经清楚地表明，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因为不同的政府派别之间害怕争斗，所以他们允许各种各样的暴行竞相登场。同样，在中国，因为列强们害怕彼此开战，他们宁愿让中国人民惨遭各种暴行的蹂躏。然而，列强们逃避责任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负有责任，而且对于真正的“文明”事业负有责任。列强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同意绝对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主权完整，否则他们就必须开战。至于和平瓜分的其他选择，根本行不通，尊敬的布罗德里克（Brodrick）就说过，“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企图管理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将是疯狂的。”
为了中国的善治（8）
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三个列强：英国、俄国和日本。像西摩尔（32）将军那样的英国人，乐于唤起世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为西方民族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从不考虑他们对这一行为后果该负什么样责任。实际上，英国现在仍然是在中国扩展势力范围的头号列强。总之，这件事本身好坏参半。由于我最近的文章已经招致了许多英国人的厌恶，但愿我下面的话，不致于被人怀疑我又在有意讨好他们。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外来因素中，英国因素至今仍然算是最积极的。例如，英国领事馆不仅是一个有条有理的行政机构，其中还收罗了一些最为出色的在华外国人。不过，在陈述英国是今日盘踞于中国的头号列强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要说，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形成，它应受到更多的责难。中国事态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局中，乃是拜英国政治家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所赐：即便是那个错误的政策，那个“押错赌注”的政策，或者干脆说是那种“没有政策”的政策也没能得到始终贯彻！我能够听到英国政治家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愿意对中国公正行事，但你看其他人不愿意；因此，我们惟一能做的是照顾好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正直诚实，但是——”现在，正是英国的这种“但是”政策，带来了眼下这场可怜而又鄙的悲剧性混乱。然而，如果英国政治家丧失了责任感，只是在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再加上又奉行“但是”和“如果”政策，那么，英国很快将无法保住它在中国的头号列强地位。英国应奉行的政策，即便是从它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也是在于我在本文开头作为箴言所引用的那段戈登将军的话中。不过，英国如果要想坚持这项政策，就必须准备战斗——只有不畏惧战斗，最终才能免除必将发生的战争荼毒。
至于说俄国，如果它成为了中国的头号列强，那将不是它的本愿。对于眼下它在中国的扩张，只是因为英国报纸及其民主政体的不受约束才迫使俄国违背其本愿而加强其在远东的力量，从而成为在中国的头号列强。
中国问题有赖于解决的最后一个列强，是日本。就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日本人民的福祉来说，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将比联合行动中的其他任何列强都会冒更大的风险。鉴于目前它的军队有自由行动的权力，所以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可以采取一个左右其他列强决定的政策。一旦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了正确清晰的认识，它恐怕就会成为远东文明的Mark…graf（边疆镇守使）。
五、一个文明问题
曾经有个外国人对我说：“你所有的意见都很动听和正确，但为什么不唤醒中国起来战斗呢？现在的世界不认公理，只认强权和物质力量。”对此，我将指出，“拳民”应当使世界相信，中国人并非不愿战斗。赫德爵士的同胞认为他在预言“义和团运动”的前景时丧失了理智。但在此我将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件事，来证明赫德爵士错得毕竟还不是太远。
（一）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华民族已经发现，文明，正如罗斯金（33）先生所说的，意味着培养文明的人；但其恶果却是承平日久的人民遗忘了战争艺术。因此，当南宋王朝汉人们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蒙古人的入侵时，他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1260年，蒙古帝国的领袖忽必烈汗实际上登上了中国的皇位，并于1279年用暴力征服了所有汉人。1361年，正好一百年后，我们汉人重新学会了战争艺术，在明朝开国皇帝的领导下，中国武士再度崛起，将蒙古人赶出中国，回到大漠。至少，这部分野蛮的入侵者还没有耽于中国文明变成文弱之人。
（二）当1850年太平天国叛乱在广东刚刚爆发之时（34），作为统治阶层的儒生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但大约10年以后，儒生们脱掉了他们的长袍，掌握了一套战争艺术，结果于1864年扑灭了这场叛乱。
为了中国的善治（9）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否必须起来战斗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文明事业的异常重大的问题。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之中，我不为中国人担心什么。但是，文明的危险甚至在于，在中国人准备战斗之前，外国列强的现行政策可能会逼使中国人失去理智，从而陷入一种“乱砍乱杀”的狂热状态。人类为了防止这样一种“乱砍乱杀”的狂热出现，对于能够做到的一切都应该尽力去做，如果不是为了人类文明的缘故，起码也应当为自己的物质利益着想。欧美各国人民还不了解中国人眼下的痛苦处境。在如今的中国，甚至连中产阶层——且不说更低下的阶层——都正处在饥饿的边缘，而外国的外交家们竟天真地以为，中国人民会平静地饿死——中国人不仅该付出实际破坏的代价，而且他们的遭遇还会给现代殖民政治添加所谓荣誉，中国人的失败将成为庆祝“现代殖民政治”取得“成功”的焰火。此外，如果西方人想要抢劫中国人民，那就请公然地、明目张胆地来抢好了，就像他们最近在中国北部所干的那样。但是，看在上帝和人类之爱的份上，千万不要将中国人民交到那些被称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高利贷者手中，任凭他们虐待。在此，我想指出，中国人民，甚至到了眼下的关头，为了和平的缘故，仍能牺牲一笔合情合理的赔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中央政府必须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