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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列强赢了战争之后，提出不可更改的强权条款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条款一般要限定在对于当前和以往错误的直接补偿和规定军事行动状态的范围之内。就未来的和平、安全保证而言，这些条款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即外国使臣自以为比清帝国政府更懂得如何防止民众将来可能发动的反对外国人的暴乱，而这正是导致了目前这场灾难的政策。就未来的和平、安全保证而言，请求清帝国政府陈述它将以什么来担保未来的和平与安全，这不会有任何害处。
其三、事实上，12条中的绝大多数条款，不符合“给了强盗钱就不给强盗命”的原则，而是既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要执行这些条款，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再有“善治”。我已经讲到过惩罚问题，执行这一款，对于帝国的稳固来说是最为严重的祸害，幸赖皇太后陛下个人的影响力，尽管这一条款得以履行，但没有导致帝国的分裂。接下来的问题，是可否在帝国首都的心脏建立一座堡垒——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已经谈过了。下面，我再谈谈停考问题（27）。撇开问题本身是否公正不谈，我想在此指出，在中国，举行考试并不是像在欧洲给予人民选举权那样普遍的一种特权。它毋宁说是一种职能，一种中国政府遵循“门户开放”原则的极其重要的职能。现在，你要求一个机械师能保持机器正常运转，同时又命令他堵塞机械中一个最重要的管道，我想，这将被认为是惊人的无理。然而列强们要求帝国政府停考的做法，就是如此。
我以为我所讲的已足以表明，西方列强在中国不仅行使着治外法权，而且行使着“治内法权”。目前，这种情况似乎变本加厉：一个中国官员若被任命到一个重要位置，必须首先从外国官员那里接受一个半官方的许可证书（exequatur）。其结果，我可以在此提及，湖北省因为过去8个月的事情，已经罢免了一个巡抚。湖广总督不得不忙于帝国的国体问题，并为保护外国传教士这些的事务所烦，而省内实际的民政管理工作正面临着越来越糟的危险。外国人干涉中国官员任免事务的另一个后果是，那些最无德行和名望、最没有教养和行政能力、只是一味奉迎巴结、如果没有实际贿赂、至少也给外国官员和有权有势的外国人带来好处的人，他们能够官运亨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驻日本大臣（28）的任命——我冒昧地提醒列强驻日本官员注意此事，以便能够调查一下，看日本驻中国的官员究竟是否干预了这项任命。正是外国官员和外国人对中国的此等不肖之辈所显示出的偏爱和支持，使得中华民族的一些最优秀分子不可能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表现出友好态度。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外国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公开干涉其教徒与不信教的中国民众之间的诉讼案件。至于新教传教士，他们不仅干预诉讼，还在外国报纸上和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公然鼓动造反。最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的惟一“事业”，就是参与从事所有通商口岸仍在继续的一切声名狼藉的商业活动。
为了中国的善治（6）
鉴于以上所述，我想任何一个尽力了解事实的人都必能看到，清帝国政府要想在上述情形下保持善治，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而且，在中国，就其治理而言，又是一个没有系统警察机器的国家。和平与秩序，本是通过民众的常识和亲善友好来维持的，当民众有关“义”与“礼”的常识遭到践踏时，就会发生地方当局没法加以镇压的暴乱。暴乱之后，人民则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正如我们可以从最近送到省府衙门的遇害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新教传教士的名单上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所有那些在地方上出现的特定伤害之总和，都无法与外国使臣行使“治内法权”所造成的损害相比。中国人民已被剥夺享受“善治”的正当权益。比肯斯菲尔德勋爵（29）说过：“除非一国的现存政府有绝对的权利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该国的善治便无从谈起。”现在，列强在中国既不负取代清政府而统治中国之责，又不允许清政府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总之，它们实际上做的便是要使中国的中央政府瘫痪。一旦中央政府瘫痪，帝国的各省政府及其官员也将随之陷入混乱。在此，我想说，有关近年和眼下那些甚嚣尘上的“新政”呼声，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存在很多理由。国家的实际管理状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然而，要改善中国现存的统治状况，却不应由此入手。对此，我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当帝国的中央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只有当帝国的法律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国民还具有惟一和绝对的效力时，推行所谓“新政”方才成为可能。简而言之，只有当每个总督和巡抚，以及所有在职的高级官员，都用脑袋对皇太后和皇上负责，而不只是为了保护洋人，更不是为了讨得外国政府的欢心——而是为了真正的“善治”即为了每个下属的品德、行为和生计而着想，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幸福与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时，中国才有可能存在真正的善治。
概括起来说，中国难题中主要且关键的问题在于，西方列强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决定，究竟是要代行统治中国之责，还是要将此一责任留给清帝国政府？如果列强决定代行统治中国之责，那么请便；但如果列强要求清帝国政府负起“善治”之责，那么它们的简单义务就是绝对地承认和尊重精帝国政府作为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的政府所应保留的一切权利——在目前，只有裁判外国侨民除外，因为“治外法权”目前还应当存在。
三、对外国人的管理
然而，在中国，治外法权的行使，亦使列强对于其侨民是否循规蹈矩、列强对于本国使臣是否能维持“善治”状态负有责任。任何人，只要认真去读一读上世纪前三十年英国的蓝皮书和国会文件就会清楚地看到，英国之所以要派一个国王的代言人到中国来，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对于英国侨民是否能处于“善治”状态下负责。在广东，英国侨民所做所为体现出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已经恶化到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英国向中国派驻使臣的主要及最初的目的不是推进贸易，而是要照看好英国侨民，使其规规矩矩地保持“善治”秩序。
现在，人们却大谈特谈帝国主义了。帝国主义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统治——一种既不用害怕谁，又无需讨好谁，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对于国家的善治有益的事情的统治状态。然而现在，要想让一个英国大臣以公正无私行事，却是困难的。现在的英国大臣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去对国王负责，而是对坐在众议院的那六百个不固定的“小国王”负责。英国国会最初是一个智囊，或曰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只是一个私心重重的市侩们的会议。
为了中国的善治（7）
我实在想知道，英国统治阶层的人们是否从未想过到，如此热心地并如此高声地谈论英国利益，至少可以说是相当自私的。英国绅士所以鄙视纯粹的“职业作风”，就是因为后者要求关心并且只是关心利益，也就是钱。无论怎么说，那些建立大英帝国的人们并不谈利，而是谈责任。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像窦纳乐爵士一样，是个军人，曾做过新加坡的殖民总督，他曾在造访新加坡的一个英国同胞代表团面前对种植园的苦力们说：“我是女王派到这儿来统治你们的，你们这些种植土豆的家伙！”在英国殖民地，在那些有中国移民的地方，英国政府尚有常识，尚可以指令一个官员去做中国人的保护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他们本来更应该像在殖民地一样，指派一个同样的官员来，以保护那些雇不起律师以抵挡恶霸之欺凌的、可怜的中国人的利益，使他们免于那些粗暴无赖、肆无忌惮的英国侨民的欺侮。至于说到贸易，用不着派一个商务专员来教英国商人如何经商，或者招徕他们去影响“进步”的中国官员，我想恐怕组成一个由像麦克唐纳这样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指令他们来华调查贸易情况要更为有益。他们的任务是要调查何为合法贸易，即那些既有益于英国人也有益于中国人的贸易；当然，他们也应该何为不合法贸易，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