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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１１３５年）——他最先确定、整理、制订了君子律法的成文法典，即中国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周公创造的中国的这部最早的成文绅士法典，就是周礼——周公之礼。周公之礼可以看作是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或者正如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２７）一样，也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约信仰。正是这旧约信仰——所谓第一个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也叫做周公之礼——第一次给了中国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束力。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通过婚姻圣礼制度，前孔子时代或者中国的旧约信仰时代建立了家庭。它曾经保证了所有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中国，周公的礼法作为前孔子的或者旧约的信仰，可以称为一种家庭信仰，以此区分后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可以说相对与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而言给出了一个新约。换句话说，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如果说家庭信仰，他的时代之前的中国旧约信仰制定了婚姻圣礼，那么孔子，通过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出君子律法的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制定了新的圣礼。孔子制订的新圣礼，不再称为礼——礼法，他叫它名分大义，我已经翻译成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孔子通过制订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来替代以前的家庭信仰，给了中国人一个国家信仰。
孔子，如今在他的国家信仰里教导说，正如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即旧约所订，家庭里的妻子和丈夫受婚姻圣礼，所谓周公之礼、即周公礼法的约束——以维持他们的婚姻契约不被侵犯并且绝对遵守它，因此，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的新约下，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要遵守名分大义——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这个新圣礼保证效忠他们之间的这个契约，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并需要绝对遵守的东西。简言之，这个新圣礼，孔子制定的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是效忠契约的圣礼，正如旧约周公之礼，孔子时代之前制订的周公礼法，是婚姻的圣礼一样。通过这种方法，如我说过，孔子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给所谓的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个新约，并把使之成为国家信仰。
换句话说，正如孔子前的时代中国的家庭信仰把婚姻契约变成圣礼，孔子的国家信仰把效忠契约变成圣礼。正如家庭信仰建立的婚姻圣礼让妻子有绝对忠实于他的丈夫的义务，那么名分大义，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法典，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使中国人有绝对忠实于他的皇帝的义务。这样在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的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可以被称为忠诚的圣礼或者忠诚的信仰。你们记得我说过，孔子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君权神授。但与其说孔子教导了君权神授，不如说孔子教导了忠诚的神圣职责。孔子在中国教导的对皇帝的神圣或者绝对的效忠责任产生的约束力，不像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那样其约束力是来自超自然存在也即上帝或者别的神秘的哲学，而是来自君子律法——人的荣誉感，所有国家让妻子效忠于她的丈夫的荣誉感。事实上，孔子教导的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忠实的绝对责任，它的约束力来自类似商人守信履行合同、赌徒遵守规则偿还赌债同样朴素的荣誉感。
正如我说家庭信仰是中国的旧约宗教，是所有国家的教堂信仰，它通过制定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了家庭，那么我称孔子教导的中国的国家信仰，通过制定效忠契约的新圣礼，建立了国家。如果你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圣礼和建立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为人类和文明产生做了非常巨大的工作，我认为，那么你就会理解孔子通过制定新圣礼和建立忠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所做的巨大工作。婚姻圣礼的制订保证了家庭的稳定和持久，如果没有它人类就会灭绝。忠诚契约的圣礼的制订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持久，没有它人类社会和文明就会毁灭，人会返回野蛮或者动物状态。因此我跟你们说孔子为中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他给了他们真正的国家观念——一个国家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而且通过给他们这个观念，他使其成为一种信仰——国家信仰。
孔子在一本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我告诉过你们，这是他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写的一本书，他把它命名为《春秋》。在这本书里孔子首先制定了忠诚契约的新圣礼，叫做名分大义，或者荣誉的法典。这个圣礼因此通常被称为春秋名分大义，或者简单说——春秋大义，也就是，春秋年鉴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简单说，春秋年鉴的重大原则或法典。孔子在这本书里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责任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包括了神圣契约，神圣的社会和约，通过它孔子给予所有中国人和民族完全效忠皇帝的义务，这个契约或者圣礼，这个荣誉法典，在中国是国家和政府，也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真正的宪法。孔子在这本书里说后人会明白他——明白他为世界做了什么。
中国人的精神（11）
我谈了这么多来说明我想说明的这个问题，恐怕已经让你们厌倦了。现在总算可以回到开始留下的问题。你们记得我说过为什么人类大众通常有宗教需要感——我说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庇护，这个庇护，通过信仰强大的叫做上帝的存在，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而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也就是儒教，能替代宗教，可以让人，甚至所有人类大众不需要宗教。因此，我说过，在儒教里面一定有某种东西能给人，给人类大众宗教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对皇帝效忠的神圣责任。
你们会理解，中华帝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这种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在中国民众的心灵里，给了皇帝一个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任，给了中国人民，中国的民众，类似别的国家里对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所能给予人类大众同样的安全感。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仰也保证了中国人民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国家的这种绝对持久保证了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保证了种族的不朽。因此，正是对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给了中国人，中国的广大民众，正如别的国家里宗教给人类大众所能给予的来生的永恒感。
而且，正如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一样，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与其说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不如说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中国人，当他死了以后，让他感到安慰的不是他相信会有来生，而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里，死对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没有希望，至少也有再次相会的极大“可能”。这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忠诚的神圣责任，正如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教导的、我称之为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整个体系，其实只有两个东西，对皇帝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用中文说，就是忠孝。具体地说，忠实的三个条款，中文称为三纲，儒教或者中国国家信仰的三个主要责任，按照重要程度分别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三个条款中最后两个已经在我所谓的家庭信仰，或者前孔子时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