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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守寡，陈氏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教育上，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是个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的人，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她调解。而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到了十岁时，两个母亲均已故去，父亲、伯父又出外谋生，童年的周恩来便挑起了“当家人”的生活重担。到周家来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尚可应急，借贷无门时，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素来好面子的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一点也不能少。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完成这些事情，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磨炼出“当家人”的性格、素质。熟悉中国民俗风情，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维系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存、应酬，与今天主持国务活动其实并无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说，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当家”、“管家”，周恩来的公关素质和艺术在童年时便开始养成了。
十二岁后，周恩来辗转漂泊东北、天津、日本等地，上学、求索、立志。在东北，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他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念书的宏愿；而南方人的客居身分，迫使他进一步学会了交朋友。到了天津南开学校，他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还先后担任过《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部干事和班中干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1917年9月，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东渡日本，探索救国的方案。在日本，他痛苦过，彷徨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但就在这种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使他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3）
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返回中国。从“五四运动”起，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他主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革心”、“革新”的主张，并说：“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他倡议成立了有二十名成员的觉悟社，并同时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0年1月，天津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在狱中，他带头主办读书团，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经过近半年的羁押，他获释出狱。同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在英国和法国，他考察工人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事了许多公共关系性质的活动，如为天津《益世报》撰写大量通讯，致力于团结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积极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领里昂中华大学的斗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组织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在活动中，他注意策略，讲究方法，有勇有谋，显示了很强的公关能力。1924年7月下旬，他从法国回国时，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回国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所作的最早尝试，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工作中，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武汉分共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周恩来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事部部长等职。1931年底，他离开上海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时，他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对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览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全部活动，应该说这是他的公关艺术在实践中受到磨炼、日臻成熟的时期。
第一，经历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磨炼了他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的公关艺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党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奋斗，很快建立了红军和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但是，这个时候的党还不够成熟。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对敌斗争外，党内也出现了因意见分歧或处理不当的多次激烈斗争：如托派与反托斗争，“左”倾错误者的派别活动与反派别斗争等，党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在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面前，周恩来没有躲避，也不是卷入，而是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党内团结，一有可能便正确处理，或先调和待后处理，使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始终没有颠翻中国革命的航船。
第二，经历了时局由国共敌对到合作的风云变幻，磨炼了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处理党外关系的公关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与此相适应，国内时局逐渐出现变化。周恩来敏锐地把握局势，1933年他曾建议中央配合、支援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但未被理睬。在长征前夕，他和朱德派出代表，同广东陈济棠部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和必须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长征到陕北后，他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与张学良谈判，在西北建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赶赴西安，完满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此后，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谈判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成熟。全民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