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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人徘徊在路口，生命之中的人也徘徊在路口，一切尽在那不说不语的情境中。他自然入画，同时也以怯懦入画。他对于瑕疵的仇恨是那么深恶痛绝，对于生命是那么在意，对于文章是那么自然纯熟。他简直对自己笔下的文字走火入魔，怎么也避不开它们。但真正的残忍，是进入一个残疾人内心的两重世界，这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快感，而且他本人已清晰认识到，在文化上、哲学上，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给了他一个寻绎和放纵的机会。在这里，司马迁的向上与精神上的两重分离成了关键，但他不可能抛却一切去认可这关键。他认为他能做到的，就在于陈列一个个详尽的细节。一切其实都是内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他身处逆境的自我袒露和解剖，因而也是凄苦的。
司马迁在寻找一个梦境启示，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也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因而他对于肥胖和奶声奶气深恶痛绝。但要命的是，他越是往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越发现那个肥胖的人，那个奶声奶气的人，原来就是他自己。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勇气把梦境详尽。因为，当他沉下去时，就是那么一幅幅图画，他尽力使自己入画。当他看见自己的面影从庄严的文字中渐渐浮突出来时，他心里便有一种东西轰然坍塌，如一堆雪突然被阳光融化。这时他在文章中越是阳刚，在生活中便越显得柔弱，而且这柔弱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姿态，他几乎要窒息在这柔弱之中了。
身体的背叛从被施宫刑就开始了，而且在一日日加剧。我们应该承认，包括以史官相袭的司马家族，到那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司马迁那样遭受到如此深刻的痛苦，经受过那么惨烈的打击。这个男性残缺的人，他从此必须一面同身体作战，一面同世俗开战，另外还要向《史记》开战。每挑战一个历史人物，他都可能获得一次新生，得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获得一次新的痛苦。他只能顽强地忘记背负的屈辱，但那耻辱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刻在他颤动的灵魂中。追根溯源，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正是从他开始的。
生活中的弱者，在文化上是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心里有光彩，他遭遇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刺客，或者是诸侯，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了。但他却不是，绝对不是。因而我们向前每行走一步，每涉足一个角度，都感到了某种牵制。这造成了一种困境：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当他整理中国历史时，是那股浩然正气害了他，使他不能正视每一个人；但宫刑者的别致又使他能区别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强烈地体会到了那些人的悲哀酸辛以及内心的呐喊，这种种表达让人感到强烈震撼，也让人感到战栗，就因为他的心底里有了愤懑，有了人性的力量。
他的决绝与简单就这样成了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一次次从中走出来，又一次次地走回去。这很无奈，也很悲壮。由此我们便能断定，司马迁的行为中有一种狂悖，既激烈又极端。但他无法左右自己，只好信马由缰，任其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于是死亡的阴影开始向他一步步逼近。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司马迁之后再没有司马迁，如同《史记》之后再不会出现《史记》。
2005年，一个冬夜
2。李丹阳评——司马迁：梦里不知身是客
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的史事。司马迁写君、写臣、写诸侯、写侠、写义、写奸佞，无不酣畅淋漓，跃然眼前，充溢着一股浑厚而明慧的气韵。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写过他自己这个“人”，更不可能写他的伟业，写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写他作为男人所遭遇的旷世奇辱以及他宽广、博大而又自抑悲愤、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
两千多年后，有个叫高光的作家把笔伸向了司马迁，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与《史记》的文字量几乎相等的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诉人们司马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写作《史记》这部煌煌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煎熬和震颤。
在一个阳光跳跃的上午，高光笑着自嘲说，我总觉得自己的形象有碍观瞻，很少出门，结果几年了，小区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个卖肉的屠夫。
高光当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确实有一把刀，但他决不是用这把刀来割肉的，而是反身将它深深地扎入历史的脊骨，扎入大汉那辉煌阴晦高贵卑贱悲壮唯诺血性丑陋的最隐秘处，扎入中国文人最敏感最痛楚最不愿触及的魂灵深处。高光的刀在历史的经络和人物的心脉中缓缓游走，於积在历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随着他游走的刀刃潺潺湲湲地漫漶出来。
汉武帝刘彻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孤独、苍老、衰弱，总是在梦中四处寻找那个知心、痴心、诚心，伴他一生一世的女人。那个女人斜躺着，是一个恳求他垂顾的姿势，他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是司马迁，长着和司马迁一模一样的面容。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而且，每到这时，他们都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到这时，他们都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感到不平与愤懑，开始感到失落与惶恐。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
司马迁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高光不停地追问：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认为，写《司马迁》如果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阴暗和艰涩。高光时刻叮嘱自己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他还说，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如果那样作品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高光强调，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悯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司马迁，几近轻柔与心疼。当司马迁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那样被汉武帝刘彻阉割后，他作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在世人眼里，苟延残喘的司马迁只剩下了卑微琐碎，躯壳已经残损，男人的生命在倾刻间坍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损的人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篇章。
屈原是自我的，他可以我行我愫，可以在心如死灰之时峨冠长剑、香草环佩地投入滚滚汨罗江。但是身负家族使命的司马迁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