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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对此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这位国王和王后，……没有法国人想到他们的国王超过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富兰克林认为凡尔赛宫富丽堂皇，但是保养不善。他注意到，比起伦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没有被马车和轿子所拥塞。男人和妇女都带着伞，铺路石“一般是方的，当一面磨损后就被翻过面来成了新的”。
对于习惯于费城和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来说，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他认为法国人的风度比英国人好。“看来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应受到尊敬；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国受到的待遇。当海关的官员正要扣留我们携带的人们在布格涅给我们的两打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时，一旦知道我们是外地人，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们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一场盛大的有图形的灯展，纪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群被卫兵挡在外面。但当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英国来的外国人，他立即就让我们入内，陪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文雅地对待法国人？为什么让他们在有的事情上超过我们？”
可以猜想伦敦公使馆的杜兰德为了富兰克林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绍。对富兰克林说来，那些“在巴黎同博学多才的人相处的日子如同一场令人愉悦的梦，直到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身处伦敦时才醒过来。那位在法国最先实践了富兰克林的建议、从云端取得了雷电的达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对富兰克林极为友好热忱。法国的科学家以被称为“富兰克林派”而自豪，他们中有人说，法国象英国一样，是富兰克林的国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电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启程回伦敦时，他见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内。此人是法王的御医，是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学派的领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演说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当时，富兰克林对这个学派一无所知。奎斯内等经济学家却由于富兰克林是自然哲学家而对他倍加赞誉。他们读到富兰克林在听证会上的答辩后，称赞他是关于美洲情况的活档案。富兰克林则发现自己心目中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在奎斯内他们那里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学派的一些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
几个月后，他在给费城的一封信中写道：“归根结底，这个国家①喜欢超过它们实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因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耕种，农业真正生产出新的财富。制造业只是转换形式，而且，不论它们给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什么样的价值，它们同时也消耗了同样价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制造业不能增加财富，唯一的优越性是以制造业产品的形式出现的货物更易于运送到外国市场上去出售”。
①指英国。
一年以后，他将他的新观点提高到了最尖锐的程度，“一个国家获致财富的途径看来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战争，如同抢劫一般；第二种是商业，这一般来说是欺骗；第三种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从播入土地的种籽收到真实的增长，并且是连续不断的奇迹。”这里，富兰克林在逐渐失去英美统一帝国的希望的同时，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间的区别，他认为那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区别，即广袤的北美洲大陆可以靠农业生活；而狭窄的岛国只得限于经营工商业，他也感到了要调和这种利益上的冲突是多么困难。
富兰克林第二次访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间，也是和普林格尔同行。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选举为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在法国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学术界的正式代表。达利巴德夫妇、科学院和真挚的重农主义者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他高兴地发现法国对北美殖民地感兴趣，“整个欧洲（英国除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欧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威胁到自身而乐于看到英国自我分裂。我希望，我们的谨慎会推迟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冲突得到满足”。
1770年为麻萨诸塞州的事务忙碌了一年，富兰克林在1771—1774年期间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国境内观光、访友。1772年4月，阿贝·莫勒列特应舍尔伯恩邀请访英，曾同富兰克林长谈，话题广及商业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乐、物理学和美学。一天他们漫步在怀科姆贝的公园，富兰克林说他可以使身旁一条小河中被风吹起的波浪平息下来。说完，他从他们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两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术式的动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动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来，河水水面平滑，犹如一面镜子。朋友们纷纷惊问这是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微笑着从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来，告诉他们说，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刚才的奇迹就出现了。
在此之前，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间来到英国，10月1日同皇家学会的莫尔顿勋爵和富兰克林共餐。
在英国的数年交游，富兰克林结识了不少名士贵胄，他和科学界名人的交往，不仅是出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领域内的人际、学术交流，更是为了让欧洲学人通过自己了解和认识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间，英国皇家学会几乎成了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当选学会参事会成员。
但富兰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伦敦有几处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馆，定期地去“乔治和沃尔杰”酒馆，但他最喜爱的去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动，活动地点先是在圣保罗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尔的伦敦咖啡屋。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莱斯、坎顿、普利斯特里（当他在伦敦时）是该俱乐部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其他会员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动日，会员们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烟（但富兰克林不抽烟）、谈话，有时候进行激烈的争论。到9点，大家共进晚餐。
同时，富兰克林也在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尔收到富兰克林写来的一份实验报告，普林格尔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忆起他们同游荷兰的情景，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们说运河里的船在运河里水位低的时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时候慢得多。富兰克林写来的就是关于船速在深水和浅水中的差异的实验报告。
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回到英国以后，正如往常一样，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问那些船夫说，他们是否感觉到在浅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他们全都这样说，事实上，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们的说法却各有不同”。富兰克林的解释是运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须一次次地将相当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样体积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这样移动的时候必须经过船的两侧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这种移动受到水浅的阻碍，更多的水必将流经船的两侧，并且流速也会急一些，这就使船行进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动；或者，船前行时，船后的水位变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压向后退，由于要不断克服这一重量，船的移动便减缓了”。
富兰克林不仅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还将其付诸实验。他准备了一只水槽，水槽内部的长、宽、高分别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边缘半英寸，这代表一条运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长，2．25英寸宽，1．25英寸深，船头的一端系一条丝带，另一头安上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铜滑轮，用一个一先令的钱币用带子坠在水槽的一头，穿过滑轮便可牵引小船匀速前进。富兰克林在船前进时，数数记下在不同水深时所用的时间——当时没有带秒针的表，得出的结果是当水深1又1/2英寸时，船速为101；当水深2英寸时，船速为89，当水深4又1/2英寸时，船速则减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