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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想看见谁？我问我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像电视屏幕出了故障，只剩下一片雪花。
也许，你像我一样，曾经失魂落魄茫然无措，找不到自己该干的事，就像崔健的歌词，“噢，没有方向。”为了不空虚，我在一个星期的两个晚上安排自己上英文课，两个白天用来上驾驶课，尽管这样还是剩很多时间。一个大头朋友说他最讨厌三样东西：英文、上网、驾照，我的电脑暂时还没上网，其他两样我都占了。大头说现在把这三样看成时髦，好像未来就靠这三张派司，不过就是一点技能罢了，有了这些再加上一群没有自己脑子的人就真的能把握下个世纪了吗？他表示怀疑，并且以坚决捍卫传统手工劳动的姿态，对那些让很多人挤成一堆的时髦玩艺现出不屑的表情。
我想对他说，其实只是为了逃避，逃避一人独处时想念某个人的无谓折磨，我得找些可以打发时间的地方。成为无所事事者差不多有七年了，这期间零零碎碎停停歇歇，不断寻找自己的方向，这个过程就像从一部车转到另一部车，频繁地换车和转车。我一直缺少一个稳妥的可以让我安静呆着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安全感，和一只和主人赌气出走不归的狗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前辈作家说“社会就像是一辆行驶的火车，而我们都是跳车者。”我的一位同龄的写作者补充说，我们跳车的时候会摔断腿，但如果不跳车，连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腿还在，外表看起来我和过去没什么区别，但内里的软件变化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似乎也并没有从那开在正规轨道上的车子跳到平坦的大路上，我只是从火车上下来转乘上了另外一部前路不明的公共汽车。好歹，公共汽车比起火车挤的人是少点了，而且站与站之间的距离短，还可以看看那些不断晃动的站名，知道大致的方位。在这七年中，有一半的时间我像没头苍蝇一样尽是瞎乘车，换来换去，上过无数部车子，但都是浪费时间，没一部是朝我要的方向开的。
我成为那个美国人索尔·贝娄笔下的“挂起来的人”，我和他一样有的最多的就是时间，时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就像不值钱一样，我们这种人想得最多的就是对社会和人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无声的怨言，社会这么大，却似乎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这个世界不需要我，我也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看它的感觉，就像在飞机的舷窗遥望一座广阔而空落的城市的灰色轮廓。
大头是个有公职的朋友，他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可拿，他这种人不知道我无处可去的痛楚。他总觉得我是因为懒而逐渐地脱离了社会，他不知道在因为无知和草率从原来的轨道上甩出来后，我想过多少办法想让社会重新接受我，我付出过多少努力谁知道呢，但是没人要我，没地方敢收留我，除了交钱付费上街购物，已经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重新和社会打交道，或者说社会已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它作贡献。它知道我瘦，身上没油水可榨。所以我只能向它屈服，报名学英文和考驾照，我想装出精神抖擞没有被社会抛弃的样子给人看。我不想阿猫阿狗都觉得我病态、反常、没戏、跟不上趟，我要撑住，一定。
我不想整天顾影自怜，我要过集体生活。他们说你可以过，但是你要交钱。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是在同一部向前开着的大车上，只不过有人早上车，有人晚上车，有人早下车，有人晚下车。如此而已。
今天上课大家在讨论“你喜欢钱吗？”这样无聊的话题，然后问金钱是不是罪恶之源，这说法也太过分了吧，我乱按快译通，告诉老师不管你挣多少钱，你死的时候带不走，尘归尘，土归土。英文老师是个中年家庭主妇，一边在什么学校做老师，下班了还要来糊弄我们这个在社会上组来的从中学生到广告公司女将和失业人员水平不等的合成班。她穿一件松垮垮的大花毛衣，剪一个童花式头，她说她还从来没有吃过海鲜。
英文说得这么好却过着穷酸老土的生活，她和我脑子里一贯的英文专业里出来的形象对不上号。但是老师很满足，因为当初她看见的老师形象更惨。我看见过好几次她在给我们上课前一个人坐在讲台边上啃干面包，看见她这样，同座的倩说我们刚才不该因为怕上课迟到就把门口小店里五元钱一碗的菜泡饭吃几口就Pass了。
老师像活在上个世纪的人那样，说收到学生的贺卡和信是她最大的快乐。可我敢说那些学生早就把她忘了，就是剩也不过就是一点最后的例行公事，她教他们英文，现在他们出国了，有的寄来和美国老公英国老婆还有几个混血孩子的合影，他们站在花园洋房的前面，笑得很厉害，幸福地做搔首弄姿状，然后想起来给他们这个还没吃过海鲜的老师寄一张贺卡。要我看这种东西还不如不寄，别刺激人了。贺卡是多么廉价的东西，不过就是一堆节日垃圾，热病一样每年发发，发过就算而已。当然，我还是情愿老师感到幸福，还能感到一点幸福总是好的。反正我已不指望人生还有什么能让我常常地陶醉在幸福之中，只要苦恼少一点，身体健康，无灾无祸就是最好的了。我的英文课就在这样两个小时的胡思乱想中，在一个乱糟糟的短暂集体生活中度过，让我看上去像个样子地记住一些单词下课就忘得一干二净。
而上驾驶课就是和另外几十个气味更不投的人在一起，坐在交警大队楼上利用露天平台搭出来的教室，一个粗嗓门教官欢迎我们加入驾驶员队伍，踏进这门槛，说明现在这个职业很吃香，而以前只有不怕死的人才敢来的。我交了三百元钱，换来五本书，从交通法规到机械常识，每本二十元钱，在这个几个月便生产出一些倒霉的司机的地方，我的同学中有面色不佳借钱来此的或斜着白眼不知怎么混过体检的、大腹便便手机不断响的或显得日理万机有种经理表情的，他们一概规规矩矩地去领书，这时候我真想把我的小说也搭卖给他们。交通课上一次就可以不去，两个礼拜后收我钱的交通队的人会找人给我代考交通法规的卷子，反正全是选择题。我一点交通知识都没有，但不要紧只要交了钱，就能学车，学不会也不要紧，到时还是会发正式驾照，因为最后倒霉的仍是你。
钱钱钱，到处有大张着的血盆大口朝你要钱，你敢对它说：我没钱，要钱，我就死给你看吗。
也许我将空有个牌照，还是不会开车，我原想哪一天写不出东西来就去开出租车混生活费的，但这想法将被证明是天方夜谭。即使我借了人家的车开，也只敢在乡下无人区溜一圈，或者索性犯规，这个城市交通混乱在世界上也排得上号，犯规是太容易了，有人专门等你犯规。你将很快被吊销车牌，学了同没学一样。交警队的人看我们这样年纪的女人来学车，总怀疑是傍了大款要做小蜜了，他们巴不得我们以后开的车子迅速出事情，最后车毁人亡。这一点从他们阴险的目光中清晰可见，毫无疑问。
第四部分情色物语（2）
我的大头朋友说，下个世纪没事的走不动路的老头老太们才应该开车，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应该在街上跑。让我想象一下，年轻人生龙活虎地跑在大街上，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运动装，一边亲热地窃窃私语，偶尔还接个法国式的长吻，所有青黄不接有碍市容的老头老太们都躲进了驾驶舱，自在地扶着方向盘。他们有的是耐心，车子开得慢大家安全，反正他们也没什么火烧火燎的事，也不用一边开车一边给人打电话。这情景委实不错，他们的眼睛因此将看到多少悦目的风景啊。
我走在大街上，我对那些五颜六色的霓虹广告、闪光的招牌、商厦门口搭出来的卡通布景，以及有着艳丽女人照片的橱窗视而不见，我只在乎人，我现在需要看各式各样的人脸和不一样的表情，它们使我思想麻痹，心神宁静。像屠格涅夫在小说《阿夏》中写到的：人脸，活人的面孔——人们的谈吐、他们的举止、笑声——这些对我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群中间，我总是觉得特别轻松愉快，我很高兴到别人所去的地方去，别人喊叫，我也喊叫，同时我也喜欢看看别人是怎样喊叫的。老屠格涅夫尽管有一张柔和的脸和一双略带忧郁的眼睛，但看来他仍需要集体生活，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
我走在淮海中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