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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
“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
“瑞典军官！”我惊叫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们有把你带走的合法文件。”
他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旁。后座上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打开了车门，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法官家里，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周围环境很好。法官夫人把我迎了进去，而那个军官仍留在外面。夫人把我带进了法官的书房，指着一张宽大的皮椅子，亲切地说，“请坐，阿巴纳勒先生。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几分钟后法官来了，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端详了我几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尽管有成堆的问题想问。
最后法官打破沉默，以一种柔和的、深思熟虑的口吻说道：“年轻人，你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事实上，对你案例和背景我作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纳勒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选择歪路，本可以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不仅在你的祖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很遗憾你已经犯了你所犯的错误！”
他停顿了一下。
“是的，先生。”我温顺地说。我希望我到这里不只是上一堂教育课。
“你们都知道，年轻人，如果明天你被引渡到意大利，你很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是有所了解的，阿巴纳勒先生，它们和法国监狱很相像。并且当你在那里服完刑，又将被引渡到西班牙。正像你请愿书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你很可能在欧洲监狱中度完你的余生！”
“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阿巴纳勒先生，正如把你从法国引渡到我国一样，我们不得不同意意大利的引渡要求。我们不能蔑视法律而免于惩罚，先生。”他又一次停了下来。
“我知道，先生。”我说。我感觉希望锐减，“我想留在瑞典，但我明白我留不下来！”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道，“阿巴纳勒先生，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怎样？”他问道，“你认为你这一次会选择正路吗？”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是当然，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否认为你已经吸取了教训，像你的那些老师说的那样？”他追问道。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说道，心中希望陡增。
他又坐了下来，看着我，最终点了下头。“阿巴纳勒先生，今晚我做了一件令我自己也惊讶的事，”他说道，“如果两星期前有人让我这么做，我会觉得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
“年轻人，今晚我打电话给我美国使馆的一个朋友，让他做了一件按照我们瑞典法律来说是属于违法的事，我让他注销你的护照，阿巴纳勒先生。我的朋友也就做了。”
我盯着他，从他的微笑里我知道自己诧异的表情是那么明显。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那只是一会儿工夫。
“阿巴纳勒先生，你现在在瑞典是不受欢迎的外籍人士，”法官微笑着说道，“我现在可以合法地把你遣返美国而不去理睬任何引渡要求。阿巴纳勒先生，几分钟之后，我将命令门外的军官护送你去机场搭乘去纽约市的飞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当然，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警察会在纽约机场等着你。先生，你在你们国家同样是一名通缉犯，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比较妥当。我已经告知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
“我敢肯定你将在你的本国受到审判，年轻人，但至少你是回到了你的祖国，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到法庭给你支持，如果你被判刑，他们会去监狱中探望你。还有一点，也许你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引渡你了。美国的法律禁止他国从美国本土引渡你。
“年轻人，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你的利益。当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承受法律惩罚以后，我希望你能有个甜美的幸福人生……阿巴纳勒先生，我用我正直的人格打赌，希望你别辜负我的期望。”
我多想拥抱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握他的手，满含泪水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事后证明我的诺言仅维持了18个小时。
那个军官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使我高兴的是，简正在那里等着接管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有我护照、其他文件以及我在监狱降落伞厂挣的工资。
下期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
57、在飞机降落时跳跑
在把信封交给飞行员之前，她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零花钱。“这位先生是被驱除出境的，”她对飞行员说，“在纽约机场，美国官员会来接管他，到时请你把这些转交给他们。”
她转过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我吻了她，这使飞行员和一名旁观的女机组人员大为惊讶。这是我对简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对她由衷的敬佩！“我决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伦德斯托姆在我脑海中永远是一位善良、亲切、可爱的益友！
那是直飞纽约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最前排，这样机组人员可以一直监视着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着在乘客舱中走动的自由。
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当然，它比起佩皮里昂的监房还是很奢侈的，但如果美国监狱能与法国的放在一起比较，我可不想再进去受苦了。我在克里潘监狱的六个月已经宠坏了我。
我乘的飞机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喷气式飞机———英国子爵号，一位BOAC飞行员曾带我参观过同一型号的飞机，给我做过极详细的介绍，连厕所的构造都讲到了。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这架飞机将在肯尼迪机场第十三跑道着陆，滑行到终点大概需要10分钟。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前10分钟，我站了起来，溜达到一个洗手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蹲了下来，用手摸到那个我知道位于抽水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劲一拉，再一拧，整个抽水马桶装置就被我提了起来，露出了一个两英尺见方的舱盖，它下面可接飞机着陆后用的真空管。
等了一会，随着一阵剧烈震动，飞机着陆了，飞行员反转发动机并借助副翼使飞机迅速减速。我知道，当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转入通向终点的滑行道时，飞机几乎是完全停了下来。判断准时机后，我蜷缩进原来抽水马桶占据的空间，打开舱盖并钻了出来，双手紧抓舱盖，悬挂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当我打开舱盖时，驾驶舱里有一个蜂鸣器会叫，但我从以往的飞行经验了解到，飞机着陆的剧烈冲击经常会把舱盖撞开一点点，所以蜂鸣器叫是常事，飞行员知道已经着陆，舱门微开不会造成危险，所以他通常会随手把蜂鸣器关掉。
我其实并不关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这么做的，反正飞机是在夜幕中着陆的，当巨大的机体滑行到几乎停下来的时候，我松开扳着舱盖的双手，撒腿狂奔。
我径直穿过跑道，逃进了黑暗之中。后来得知我的逃跑丝毫未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直到愤怒的奥里莱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整个机舱，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
在机场临近范韦克高速公路的一侧，我攀过一道防台风栅栏，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中央火车站。”我说。到站后，我用简给的20美元钞票付了车费，然后搭火车去布朗克斯。
我没回家，我感觉我母亲的公寓和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