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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只待了六个月。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
“你是外国人，不能得到假释，但是法官有权裁定减刑，他给你减了，”简说。我突然对判我刑的那位铁面法官产生了感激之情。得知自己只服了六个月徒刑后，我料定我在佩皮尼昂熬不了一年，很少有犯人能熬过来。
离开哥本哈根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瑞典的马尔默。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马尔默下了飞机，取了行李，简和克丝敦带我走到一辆有标记的警车前，这是辆黑白相间的瑞典警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坐在驾驶座上。他帮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实际上是两位女士的行李，我一件也没有），然后把车开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里潘村警察局。克里潘村警察局很有趣。它更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旅馆，而不像是警察驻所。
下期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
55、瑞典的监狱像宾馆
一位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巡佐接待了我们，他对简和克丝敦说的是瑞典语，对我说的是只带一点口音的英语。他像接待客人一样同我握手，“阿巴纳勒先生，我在等你。我这儿有你的全部文件。”
“巡佐，弗兰克需要一位大夫，”简用英语说。“他病得不轻，需要立即治疗。”
当时大约已是晚上九点，但巡佐只是点了点头。“马上就办，伦德斯托姆巡官，”说完，他朝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招手。“卡尔，请把这位犯人带到他的住处去。”
“是，先生，”年轻警官说着，朝我一笑。“请跟我来。”我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犯人的，他们对诚实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扇栎木大门跟前。他开了锁，打开大门，站在一旁让我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呆了。这哪是牢房，整个是一间公寓。房间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眺望村中景色。屋里有张大床，床头和床脚都雕着花，铺着彩色的床单。还有乡村风味的家具和单独的浴室，带浴缸和淋浴装置。墙上装饰着描绘瑞典昔日骑士风采的版画。雅致的窗帘目前是拉上的，可挡住屋外行人的视线。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卡尔在关门之前用带口音的英语说道。
“谢谢你，”我想不出其他的话，尽管我很想多说两句。他走后，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窗户上装着厚玻璃板，不能打开，门也不能从里面打开。不过没关系，我没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
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
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
“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
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
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
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
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
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
“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
“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
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
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
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他带我在监狱中巡视了一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只能容纳20名犯人。每到一间牢房，他都是先敲门再打开房门，笑着同犯人打招呼，询问犯人的需要。在锁门前向每位犯人愉快地道一声晚安。
我回到自己房间时，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在等我，还有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他解释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也没有询问我的案情。她只是在介绍到她时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我明天早上简开始审问我时她会到场。
她是一位端庄的高个子女人，约莫四十来岁，举止有礼。但我对她做我的律师有些疑虑。可是我别无选择。我没钱聘请自己挑选的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至少我猜是这样。在我被捕后和在押期间他们从未提到过我的财产，我获释时也肯定没有退还任何钱款。而在瑞典，我无法从我那些贮藏处提取资金。
第二天简和克里斯蒂安森夫人、格里克先生一起来了。她立即开始询问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格里克把那些问题翻译给克里斯蒂安森夫人听，她默默地坐着，时而点一点头。
在前两次审问中我对简老是搪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我不记得了”或“我说不上来”。
下期第二天简来向我祝贺，同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不能在克里潘那所舒适的小旅馆里服刑，而将被送到马尔默的国家监狱，它坐落在欧洲最古老的学府隆德大学校园内。
56、回美国重新受审
她还知道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非那么仁慈。
我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把我引渡到意大利，我上书给主持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他老人家，希望在我被释放后能继续呆在瑞典，或最坏被遣返回美国。我申辩说如果拒绝让我在瑞典避难，无论我到哪个国家，都将为同一个罪行被一次又一次地判罪，我的余生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度过。
我的每一个请愿都被拒绝了，引渡到意大利似乎不可避免。在要被意大利当局引渡的前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琢磨着如何作最后一搏。我感觉如果意大利的监牢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残酷，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我宁可在逃跑时被打死，也不愿死在类似于佩皮尼昂的地狱般的监牢中。
午夜刚过，一个侍卫出现在我面前。“穿上衣服，弗兰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对我说，“这里有人想把你带走。”
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
“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
“瑞典军官！”我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