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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代替我的一个吻，”我开心地笑着说。“如果没有那支该死的雪茄，我就吻你了！”
我对他说我要搭乘一趟航班去迈阿密，他开车送我去机场。
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正如白宫发言人喜欢说的那样，我是从绝对可靠的来源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当时，奥里莱十分兴奋地来到拘留所，就像他本人拿到飞行员证书那样欣喜若狂。“阿巴纳勒，不管你们用什么名字给他登记的，快把他带出来。”他哈哈大笑着说。
“他今天凌晨三点半被保释出去了。”一个看守主动告诉他。中士已经回家了。
奥里莱像患了中风一样哆嗦起来。“保释！保释！见鬼，是哪个混蛋把他保释出去的？”他终于用喘不过气来的声音尖叫道。
“是白利，‘保释大王’白利，除了他还有谁呢？”看守回答。
奥里莱怒不遏地找到白利。“你今天早晨给一个叫弗兰克·威廉姆斯的人办了保释？”他问道。
白利望着他，一副吃惊的样子。“那个飞行员？是啊，我做了他的保人。这有什么不可以吗？”
“他怎么付钱给你的？多少钱？”奥里莱咬牙切齿地问说。
“还是按惯例，500美元。我这里有他的支票。”白利说着，拿出了那张票据。
奥里莱看了看支票，然后把它扔在白利的桌子上。“你活该倒楣！”他吼道，转身朝门口走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当联邦调查员抓住门把手时，白利问道。
奥里莱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把它存进你的银行账户吧，蠢猪，你就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
到了外面，一个麻省的侦探对奥里莱说。“我们可以发布一个关于他的详细通报。”
奥里莱摇了摇头。“别提了。那个杂种已经在500英里之外。波士顿警察不可能抓住他了。”
一个谨慎的人也许已经逃到500英里之外，而我不是一个谨慎的人。
白利把我送到机场后刚离去，我就坐进一辆出租汽车，跑到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给一家在机场有支行的银行打了电话。“请接保安部。”接线员接电话时，我说道。
“这里是保安部。”
“噢，是这样，我是新来的保安考内斯。我今晚要值班，但没有警服。我那该死的制服在一次事故中被撕坏了。请问女士，我在哪儿能弄到一套替换的制服？”我鼓足勇气说道。
“噢，我们的制服都是在比克兄弟商店买的，”那女人用抚慰的口吻回答道。“您上那儿去吧，考内斯先生，他们会给您提供一套替换衣服的。”
我查找比克兄弟商店的地址。我的手指还在电话号码簿“黄页”部分的其他栏目作了一番巡逻。
我首先去了比克兄弟商店。没有人对我的身份提出疑问。不出15分钟，我就带着全套警服出来了：衬衫、领带、裤子和帽子，胸前的口袋上和衬衫的右肩上挂着银行的铭牌。路上，我走进一家警员物资公司挑选了一条武装带和一个手枪皮套。我还光顾了一家枪店，买了一把0。38口径的警察专用手枪。它伤不了人，但只有傻瓜被它指着时才会无动于衷。然后，我租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当我离开汽车旅馆时，每扇车门上都贴着“保安———波士顿国家银行”的标志。
晚上11：15；我在波士顿国家银行机场分行的夜间金库前立正站岗，保险箱上贴着一行漂亮的文字：“夜间金库发生故障。请把存款交给保安人员。”
金库前一辆横着的手推车，里面有一个敞开的大邮件袋。
至少35个人把纸袋或信封扔进了邮件袋。
除了“晚上好”或“晚安”外，没有一个人再多说半个字。
当最后一家店铺关门后，我把帆布袋系牢，开始把赃款朝客货两用车推去。手推车在出口处的挡风雨条上卡住了，动弹不得。
37、幻想着有自己的机组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可该死的手推车就是摆脱不了那道小门槛。车里的东西太重了。
“怎么回事，伙计？”
我扭过头去，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两位州警察站在五步开外，还好，不是昨天的那两个。
“噢，保险箱出了问题，手推车不听使唤。银行的货车在那边，没有该死的液压滑轮，而我又不是大力士参孙。”我说，一边局促地笑着。
那个年长一些的、红脸膛红头发的警察笑了起来。“好吧，没说的，我们帮你一把吧。”他说着走上前来，抓住了手推车的把手。在我们三个人努力下，车子轻松越过了门槛。他们又帮我把手推车拉到货车旁，把那个又笨又重的邮袋放进货车后面。我砰的一声关上后门，回过头来望着两位警察。
“太感谢了，伙计，”我笑着说。“我真想请你们喝杯咖啡，但我必须把这笔款子送到银行去。”
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举起一只手。“嗨，别着急。下次吧，好吗？”
不到一小时后，我把赃物搬到了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把里面的现金清点出来。只要钞票。我把零钱、信用卡收据和支票扔进了浴缸。
我一共捞到62800美元的钞票。我换上便装，用一件多余的衬衫包起赃款，开车去了机场，取出我的行李。一小时后，我就在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了。我在纽约中途停留了30分钟，利用这点时间给波士顿机场的管理人员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但我找到了他的秘书。
“听着，请您转告波士顿国家银行的人们，他们可以在悠闲居汽车旅馆208房间的浴缸里找到昨晚金库失窃案的大部分赃物。”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从迈阿密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
我在特拉维夫有一天的停留时间。
我利用这点时间维护我的信誉准则。在我的整个行骗生涯中，我从未诈骗过某一位守法公民。
我找到一家美国银行的支行，把一沓钞票放在一位出纳员前面的柜台上。
“我想要一张5000美元的现金支票。”我说。
“好的，先生。请问您的姓名？”“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说。
“好的，阿巴纳勒先生。这张支票您想开给您自己吗？”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开给麻省波士顿的‘保释大王’阿路尤斯·詹姆斯·白利。”
大人物都应该有随行人员，如总统，伊丽莎白女王，弗兰克·西纳特拉，穆罕默德·阿里，阿诺德·帕尔默。实际上，大多数显贵人物都有随从。
还有航空公司飞行员。
“您的机组人员呢，先生？”伊斯坦布尔旅馆的接待员问道。这个问题我以前就遇到过。
“我没有带机组人员，”我回答道。“我是来顶替一位生病的飞行员的。”面对这类疑问，我一般都这样回答。在欧洲和中东，这类疑问比美国多得多。显然，欧洲大陆的旅馆更习惯于接待全体机组人员。一个独来独往的飞行员使人们感到好奇。
而好奇就会产生怀疑。
我需要一个机组，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土耳其餐馆用餐时，心里盘算着这个念头。当时我已经脱掉了飞行员制服。除了特殊场合，我现在一般只在登记入住或结账、兑换假支票或骗取免费搭乘权时才穿制服。
以前我就曾想过需要一个机组。事实上，每当我看见一个机长被他的机组人员簇拥着，脑子里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不仅他的身份显得比我更真实可信，而且他享受到的乐趣也似乎总是比我多得多。我注意到，空中小姐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机长，一个个就像他的贴身女仆。而我作为一个冒牌飞行员，却总是形单影只，无人相伴。不过一个在逃的犯人通常都是孤苦伶仃的。当你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一样狼狈逃窜时，你就很难扮演社会名士的角色。我的那些寻欢作乐，充其量也就是逢场作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获得的满足也少得可怜。
当然啦，我幻想拥有一个我自己的机组，并不只是因为我渴望身边有人作伴。一个完整的机组———我头脑里的机组人员只是空中小姐———会使我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角色显得更加具体、真实。我了解到，一个独来独往的飞行员通常是人们盘查的对象。而与此相反，如果一个飞行员身后跟着一批如花似玉的空中小姐，就几乎肯定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想，如果我旅行时有一群漂亮的空姐陪伴左右，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