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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啦，”他强笑地说，“我也知道，这开头糟透了。”“不！”她慌忙叫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几行实在不像诗。说心里话，这只是一大堆白话，像一个野孩子站在岸上对着大河在喊叫。他太狂啦，他以为他什么全能干成，他以为他会煽动就等于会写诗。他到底是成长得太顺利啦，他恐怕还没有机会咀嚼过生活。她想着，差点对他直说出来：小伙子，艺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但她心里充满的却是同情。她望着他蓬乱的头发，安慰地说：“先温习功课吧。你首先应该考上你的研究生。这诗，你好好收起来，我觉得，你写得到底是很真诚的……”“不，它太糟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他翻着那些稿纸，翻得哗啦哗啦响。“这些开头全该撕掉，”他小声地说着，慢慢地把那些纸撕成长条，又撕成碎片。
这姑娘很对，我没有写好。他有些伤感地想，我真是个大笨蛋。我压根儿没有找到那些本身就闪着光的词儿和句子。我没有找到那些本身就像河里的浪头一样，沉甸甸又动荡着的、色彩浓重又迷朦透明的词儿和句子。我知道自己肚子里全是些真东西，他痛苦地咬着嘴唇，站起来扔掉那把纸片。我对那些北方大地上的河感情深重，对那儿的空气水土和人民风俗，对那个苍茫淳朴的世界一往情深。我以为只要有一个精力饱满的晚上，只要四周一片寂静，那些东西就会像一片瀑布或者一股火焰一样直接喷到稿纸格子里。可是没有。不是它们在喷涌，而是我在拼命地挤。挤出来的全是些又干又瘦的瘪三儿。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决心结束这个话题：“不过，你等着，我会把它写出来的。”我还没去黑龙江呢，等我调查了黑龙江，我会把它写出来的。他开始观察眼前的这个姑娘，“怎么样，你一切都还好么？”“好什么，”她笑了笑，“我——”这时，门口一阵笑声和喧闹声打断了她的话。三个小伙子推开门，吵吵嚷嚷地走进了小屋。他连忙站起来，一边倒茶一边给她介绍：二宝、颜林、徐华北。颜林是抱着儿子来的；她坐了一会儿以后，就帮忙把那个胖儿子抱了过来。屋子里吵嚷声响成一片，他们谈着，提到了分配报到和报名考试的问题。
“伙计，”颜林从眼镜里深思熟虑地盯着他，“你应当去那个宣传科报到。不报到是失策的，”接着，颜林口气陡然一变，威吓地说：“年轻人，难道你胆敢蔑视北京户口么？这户口，一张比一吨金子还贵哪！”二宝说：“算啦，报什么到。干脆咱们开个小酒铺，我也退职参加，而且，”他搔搔脑袋说，“我把录音机也搬来入伙，天天放咱们在新疆唱的那些知青歌。”徐华北赞同地说：“就这么干。咱们把酒铺安到沙滩，开在作家协会门口。文学酒铺。咱们给那伙作家讲故事，连故事带酒一块卖给他们。”二宝大喊起来：“太棒啦！咱们的啤酒一瓶卖一块！”颜林打了个呵欠：“什么时候开张呵？可得赶个礼拜六，我不用接孩子的时候。”接着他们乱嚷着吹起牛来：“我负责画广告：美酒加美的构思——每瓶收费一元，”“二宝！你小子可不许偷酒喝！”“颜林，干脆叫你老婆退职吧，叫她炒菜！”“别考研究生啦，酒铺里再开个私塾，专门教怎么对付考试！”“嘿！咱们这个酒铺把北京镇啦！”真有意思，这些人。她躲在角落里听着。北京可真是思想活跃呀，像这样的青年人不知有多少。她羡慕地望着他们。可是我一直没能遇上这样一群人，她烦恼地挥了挥手，像是驱开他们喷来的烟雾。怪不得，我在黄河边上遇见他时有种新鲜的感觉，原来他们都是这么快活、直爽和新鲜。
她插不进他们的谈话。坐在一旁听着，尽管兴致很浓，她还是渐渐地感到了一丝孤独。黄河流域的采访和摄影任务已经结束啦，可是最叫人头痛的事正在迫近。她害怕面对那些人事关系，但她知道想发表作品，想参加影展，想叫那些摇头晃脑的权威点头又必须面对人事关系。她坐在角落里，似乎已经感到一只无形的巨手冷冰冰地按在了她的肩头上。
要是能和这样的一群在一起，要是能有这样的一群做自己的支撑，该多好啊，她痴痴地想。等到天色渐黑，她才从遐思中醒来，依依不舍地随着那几个年轻人走了出去。
这伙年轻人余兴未尽地、吵吵嚷嚷地走上华灯初上的街道。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和徐华北走在最后面。
“你怎么样，华北？”他问道。
“不怎么样，哪里比得上你，”徐华北微笑着，“大学文凭到了手，又为研究生的事儿发愁。”他没有说什么，在一株树旁停下来准备和客人们告别。
“喂——”徐华北用下巴指了指那姑娘，“真漂亮呀，伙计。”他看见徐华北眼中的一丝嘲笑。
“路上认识的。”他说。
“我可真嫉妒你。”徐华北开了个玩笑。
他默默地和徐华北告了别，又过去和另外几个人握了握手。电杆上的灯光泻过树影，地面上一片斑驳。他想起了关于准考证的事，心情不知为什么变得沉重起来。他又把双手插进裤兜，然后缓缓地朝自己家走去。
他更加紧地工作。由于效率不高，翻译李希霍芬《中国》的事已经拖了很久，不过那篇充大人的所谓论文却写得很顺手。文章写完的第二天下午，他把稿子送到颜林父亲那里。他忐忑不安地坐在一旁，瞧着颜老头眯着眼睛读文章。后来颜林说他，当听见老头喊他的声音时，“脸都绿了”。
“这篇文章我负责帮你转交柳先生，”老头宣布说，“柳老爱才如命，尽管你这篇文章有不少地方写得……写得很可笑，但是，”老头宣判似的说下去，“你显然应当属于我们地理学。”“颜叔叔，”他小心翼翼地问，“哪些地方，唔，写得可笑呢？”老头说，“你的描述很准确。结合方言的地理分析也很独到。但是你显然根本没有摸过第四纪地质学，你对黄土还很陌生。小伙子，你懂得什么叫”黄土“吗？”他吓得没敢回答。虽然他也知道第四纪的黄土，知道“马兰黄土”，“离石黄土”等概念。
颜老头嘿嘿笑了起来。“没关系，”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是搞人文地理的，而不是搞黄土地貌。你大胆地使用了一种人文科学的材料，而且眼光独到。而柳老，柳先生过去在英国牛津是学人类学出身的，我估计，他会看重你的。”但他已经听不进去了。黄土！他的脑袋已经晕了，黄土！我连一点像样的地貌知识也没有。我连这么基本的东西也没掌握。他从以往对黄河以及湟水的了解中明白：自己的这一缺陷是严重的。他联想到自己对外语考试的那些宝贵经验。你一定会在考卷上大露马脚的，伙计，他责骂着自己，你会在那些基本的概念上踩响地雷，写下满篇错误的漂亮话。他脸色铁青，好不容易才顾全了对老头的礼貌。
他当场从颜老头那儿抱走了一大捆书：科学院地质所编的《中国的黄土堆积》、一本出版年代虽然嫌早，但却是奠基之著的《黄土》，以及几十本地质、地理方面的学报和论文集。骑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又想起李希霍芬的那本《中国》里也有一些他不曾留心的黄土论述，他决定当天晚上就把那些段落找出来精读一遍。路过沙滩东面的十字路口时，他下车来把书捆了捆牢，然后在小店里排队给家里买元宵。交钱时，他暗暗吃了一惊：他的全部资本，那一百多元钱似乎已经所剩不多。黑龙江，他想，不知道钱包里的这些小伙计还能不能帮我去黑龙江。他决定要做一次精打细算。再跨上车时他觉得心神不安，仿佛有种不详的预感。横过马路的时候他没有控制住车把——这是他回北京以来第一次和人撞车。一个迷迷糊糊的“四眼儿”一头栽到他怀里，并且连车带人摔倒在马路中央。他猛扭了几下，用脚支住了地面——立即又明白这是错误的反应。我应该可怜巴巴地摔倒才对，应该让他把我压在下边才好。他望着威严地逼近的警察想。他一句话也没讲，他从那警察的眼神中看出，只要一分辩，自行车保险被扣。警察拖着长腔，慢条斯理地“消遣”他时，他谦恭的默立着，先考虑了一会儿“黄土”的事，然后改背政治经济学名词。“罚款一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