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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选举”之虞
事实上，对于村官的约束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上是有所考虑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法律赋予村民最有威慑力的利器，就是罢免权。可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利器起不了作用，民选出来的掌权者可以无视罢免权的存在？
在实践中，民主监督需要开会，而村民会议按规定由村委会召集。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监督者的会议由被监督者召集。
在杭州市萧山区城北村的陈民本印象中，村里上一次召开村民会议，还是两年前直选那一次。能够开口的两委干部是极为少见的，村会计盛华林说：“书记和主任都是领导，如果你是个在村里管计划生育的，你会向他们提意见吗？”
更重要的是，村级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还不能不受到上级组织的深刻影响。
对村干部的考评，主要是街道年度考核。每年，各归口部门将本年度的指标计划垂直传达下来，工业、农业、水利、土建、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治安保卫，分门别类。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干部申图良说，每年，以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为依据，各村最终获得一个总评分数。对于村干部来说，“不存在合格不合格的问题，只有前几位还是末几位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奖金多少的问题。
“村民对干部的评议？主要就是通过选票来体现。”
“上访的数量和情况？对考核结果基本没什么影响。”
于是，干部所能受到的实质性约束，只有来自上级。
城北村村级留用地的问题，萧山区土管局曾经三次被责成调查。结论是：用地程序合法规范，但决策过程确实未经公开，有“工作上的失误，要对村领导干部批评教育”。
“联合开发协议”上，“签证单位”的后面盖着北干街道办事处的公章。不止一位街道干部先后表示：“不是他们一个村，北干街道八个村都是这样的。”
一层一层的制约屏障，终归奈何不了一个现实：“这里面有街道领导”。
城北村村主任徐士法说：有关土地使用、处置的决策，“原来派几个人去坐坐就行了，现在都要招投标”。村民意见较大的地块，他说：“都是按（街道）办事处的精神办的，也是经过办事处同意的。这方面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说一定要村民代表会议决定。”
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徐士法尴尬地笑笑：“那你怎么说呢……”
对他而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际约束力，显然低于“办事处的精神”。
萧山区民政局民政科科长杨银燕说：“每年方方面面那么多任务指标，你说下面怎么办？乡镇比我们区里还难办，我们还能往下压给他们，他们压给谁？只有村里了。”
于是，即便是作为自治组织，村委会也要对本村方方面面的任务指标负责：只有村里的“数字”上去了，乡镇、街道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于是，同样处在这个权力链条中的乡镇、街道，作为对村干部惟一的考核部门，与他们形成极为现实的利益纽带。
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村民自治组织的原则，但实际运行中村委会的行政体系末梢色彩依然挥之不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可是，怎样就算‘指导、支持和帮助’？怎样就算‘干预’呢？”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周炳泉问道。
在这样的格局中，村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面对过多的行政干预和传统势力，罢免权往往停留在纸上。在山东莘县史河口村，村民史朝旭曾经联合45名村民，按了手印将反映村干部问题的材料寄到乡政府，然而很快收到一纸劳教通知书，说他“侮辱干部”，是“村霸”，提供证明的七个人均为村委会成员及其亲属。
史朝旭说：“法律是这么规定了，但负责执行法律的不还是他们干部吗？我们老百姓除了征集签名，向上面反映，还能做什么？我们是能管钱还是能抓人？本来是指望他们（村委会）替我们说话的，他们不给老百姓办事难道我们再自己另外选个村委会？也得上面承认呀。”
这种尴尬成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绕不开的“魔障”。农村的现实权力规则是个人力量难以违逆的，一个又一个徐士法和陈忠武就诞生于这样的“场”中。于是，从村民手中选出来的人，有些迅速蜕变融入原有格局，有些在当选之前就深受熏陶一门心思逐利，有些无法适应而很快出局。民选村委会被上级罢免、撤换的实例，不绝于耳。
学者贺雪峰指出：“民主是权力均衡的结果，相对于乡镇行政机构，分散的农民在实现有效的组织化之前，是谈不上力量的。”
村政问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的姜庄村，田姓家族最大，马姓和周姓次之。
前任村主任田素省及村委会其他两名成员被村民马宜场带头罢免。乡镇党委组织选举了临时支部，由两名周姓成员和一名田姓成员构成。姜庄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的被上访者，如今变成了上访者。
临时支部里的田姓成员，已经扛不住压力，提出了辞职。新掌权的临时支部和马宜场等人在村里发起成立了专业经济合作社。第一批统一购进化肥农药，为农户每亩节省7块来钱。村里的文艺演出队已经发展到100余人，乡镇也给新办的村图书室捐赠了书籍。
他们还就明显违规的白条账目问题提起了诉讼。他们自己联系场地组织查账，为了保存原始记录他们硬是靠双手抄写账本。在原村委会组织的选举会议上，马宜场当场质问：“选举委员会在哪里？成员都是谁？秘密写票间在哪里？你们这是违法选举，谁敢宣布有效谁负责！”
舆论认为17号文件对监督小组、村务公开、决策程序等具体制度环节作出了规定，旨在加强“后三个民主”的制度建设。如果说，2002年中办发14号文，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保障农民的选举权问题，那么17号文以规范组织形式和基本程序等方式，把有关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提供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模式。
专家们指出，14号文和17号文是一个有机整体，前者解决的是基层民主选举问题，后者解决的是选举后的问题。两者要一并实施。学者党国英认为：“有效的监督只能是职业政治家之间的监督，民主选举制度还是要强化，重点是建立健全竞争机制——哪怕是一个村里两大派之间的监督。”有宗派并不可怕，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引导它们成为互相制衡的力量，并由此降低整个社区付出的监督成本。
年届八十的辛秋水，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他在安徽省推行“组合竞选”已有十四五年时间。这种方式首先在各村民小组产生候选人提名，由他们自由组合自己的竞选班子，并且全员公示。辛秋水说：“因为要全部公布名单，候选人一般不敢明晃晃地把亲兄弟或者地方上声名狼藉的人拉进去。这样无形中化解了宗派大族的操纵能力。搞试点的地区，当选的好多都是小姓、外来户。”
而贺雪峰更愿意强调以农民权益共同体的促成来“分权”。
他们主张继续强化、拓宽和加深选举环节的制度建设，提高“人为操作”的难度，以此落实17号文，推进村民自治下一步的发展。
对“后选举”问题的辨析，其实质正是村民自治行至今日，下一步的现实判断和路径抉择。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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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之辩：回到常识和现实
南方周末 2004…08…12 14：56：51
□杨东平
近年来主要由民间力量和自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新一轮“传统文化热”，与1980年代学术界的文化热很不相同，无论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北京的一耽学堂，以及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都致力于行动和实践，探索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