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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同情地理解并且尊重这些朴素的源自基本正义感的义愤，但是其结论和思维方式都是我坚决反对的，今日刘涌案让我依稀看到1789年法国大惨剧和俄国1917年惨剧以及中国“土改”、“反右”、“文革”等历史癫痫的重现。也许主流民意依然可以像骂陈兴良教授、田文昌律师一样骂我，甚至都可以诬陷我拿钱替刘涌说话，但这无法证明刘案主流民意真理在握。孙志刚案的时候，我是主流民意中的一员，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它背叛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
这位青年法学家的名字叫萧瀚。他曾经活跃在近年来法学界人士走向公共生活前台的身影中，如张思之、贺卫方、许志永、俞江、滕彪、周伟、王怡、陈永苗、秋风等。当这些青年法学家参与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时，我曾为此振奋，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文学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出身，这一百年病症有可能在他们这一代手里结束。当我看到萧瀚上述话语，并不难过，这标志着新一代思想者在心理素质上的成熟，他们已经超越五四以来文人型思想家的脆弱甚至伪善，敢于直面主流民意的乖逆。仅仅记住那本书的书名“总统是靠不住的”，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勇气公开说出：“民意也是靠不住的”！具有如此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新一代人，才是赫尔岑所言：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传来中共中央提交人大讨论的修宪建议。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亮点中，不仅凝聚着决策层的集体智慧，也凝聚着这一年社会思潮的进步因素。最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成果也许就体现在这里，它不是表现在知识界的书斋里，而是在更多知识人的视野背后发生，一如温家宝总理今年11月在哈佛大学讲演，将近三十年的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到目前为止，国家领导人在境外发表过诸多讲演，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次。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这样的一年，我们没有理由不用这样好的题目，结束这一年，迎接新一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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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止于透明
南方周末 2004…01…08 11：08：43
■公民论坛
□朱铁志
新年第一天，翻开泛着墨香的《南方周末》，最先看到的、也最想读到的，是对钟南山院士的专访。最让我感慨的，不是钟院士对SARS本身的见解，那些见解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而是他对以何种态度对待疫情的看法。钟院士认为：在突发性危险病泛滥之时，不要夸大，更不要隐瞒，越能诚实地向公众、向世界卫生组织讲清来龙去脉，以及如何防治，公众越安定。而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
这里其实涉及一个十分重要而普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公众的知情权。不仅在突如其来的SARS面前有如何对待的问题，在其他许多公众事务面前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不仅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水平。它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民主与法制、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是推进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契机。这次广东SARS病例的及时公布和连续通报，就在全国人民当中和国际社会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它不仅没有引起丝毫的恐慌和震动，还有效地促进了各地预警机制的迅速启动，充分树立了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然而“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的观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某些官员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古来的遗训向来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在一些官员的潜意识里，总是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觉得老百姓知道得越多，越不好管理。
这种怕人民群众知情的心态，其实源于内在的“固位”心理。人民群众知道得越多，官员就越要拿出确实可信的事实来服人，拿出切实可靠的办法来服人，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道理服人。而不是拿大而无当的废话搪塞人、拿虚情假意的鬼话欺骗人、拿沉默不语躲避人。对一级政府也罢，对一个官员也罢，公开透明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人，无法面对透明；不学无术遇事拿不出办法的人，无法面对透明；不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的人，更不敢面对透明。如此说来，公开透明有时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清晰地照出一级政府、一个官员的思想境界、为政水平。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结党营私、一心为个人利益、个人“政绩”，在这点上可以看出端倪。一级光明正大的政府，一个襟怀坦白的官员，其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那么他们有什么需要向公众隐瞒，又有什么怕人民知道的呢！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对待各类突发事件的态度上，我们的党和政府将以更加开明、更加开放、更加负责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公众、面向舆论。那么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来一个彻底的与时俱进呢？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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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等待
南方周末 2004…01…15 10：56：12
方舟评论
□司马心
最近的报纸上，忽然说起“未知的马克思”来。这话本不错，对于马克思的认识，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永远没有止境。对于马克思，我们永远是“知无涯”。
然而，这回说的对于马克思的“未知”，是指什么呢？是说马克思有一批手稿，从来没有面世，特别是马克思在1852年以后的一些手稿之中，据说有马克思对于自由经济的肯定，“如果这些话可以整理出来”，对于我们正在推行的市场经济、正在发展的非公经济，无疑是一个“福音”，所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原话”的问世。
这种等待，有没有“迫切的必要”呢？诚然，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手稿和他未发表过的“原话”，是要科学地发掘和研究的，也不允许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任何隐瞒、歪曲和“附加”。然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首先应当是研究和坚持它的原理，而不是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个别论断甚至片言只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原理的坚持，重在实践和发展，这才是“迫切的必要”，而不是把一往情深，倾注在“等待”马克思的“手稿”怎么说，既不必为老祖宗说过一句什么“原话”而欣喜狂欢，又不必为老祖宗不幸没有说过或可惜说的不是某个意思而心里发虚，总之，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说新话、说自己的话、说实践的话，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伟大实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坚持，更是对老祖宗“原话”的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一批“未知”的手稿上呢？
其实这样的一往情深，并不是第一次。当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还在酝酿发轫之际，为了证明市场经济并不悖于老祖宗，学术界也盛传一个“喜讯”，说是《资本论》有54页手稿从未付印，现在在国外被发现了！很可能这从未见过的54页手稿里，就有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的支持和首肯！如果有，那不是一切“迎刃而解”了么？结果怎么样呢，54页手稿翻译出来了，可惜那里并未涉及市场经济。因为老祖宗没说，我们就不干了？小平同志不这样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幸福寄托在那54页手稿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创性实践，不是造就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不是由此极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说服力么？
再回到马克思1852年后的那一批手稿上来，如果老祖宗说过市场经济是合理的这一类的话，那固然好，但如果马克思没有说，或者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指向，那也无妨。老祖宗的原理摆在那里，我们自己的开创性实践摆在这里，没有必要既要“改制”，又要“托古”。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25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