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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康德。尽管与康德的论证路径背道而驰，但为了理解的方便，我还是打算从《原理》提到的四个名人的例子中引申出他的道德原则。第一个人经历了一系列无可逃脱的邪恶事件后，心灰意冷、厌倦生活，在没有丧失理性时作出了自杀的决定。他的行为准则是：“当延长生命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不是更多的满足时，缩短生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第二个人穷困潦倒前途渺茫，以至于必须借钱才能渡过难关。尽管根本无力偿还，但考虑到如果不作出到时还钱的承诺就借不到钱，他终究作出了无法兑现的承诺。第三个人受过良好教育，多才多艺，而且还有充分的机会。可他却宁愿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而不愿发挥自身的才干。第四个人万事如意，自认为对谁都一无所求，对谁都既不羡慕也无嫉妒，因而面对别人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挣扎时冷漠无情、无动于衷。针对这四个人的态度和选择，康德提出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道德吗？回答全都是否定的。“缩短生命”和“以通过情感促使生命提高为职责的自然”之间互不相容。凭借虚假承诺而获益的行为如果人人效仿，便没人能占到便宜。有理性的才华横溢者，必然愿意把自己的才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发挥出来。最后，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需要别人的爱和同情。
从康德对这“四位名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的判定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他所推崇的道德行为的四个原则：必须符合“自然”的“职责”；必须没有逻辑矛盾；必须出于个人的自愿；必须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一言以蔽之，四人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在于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有悖于上述四原则，因而无法成为普遍规律。这里所说的“普遍规律”，就是康德心目中的“定言命令”，也就是“我们应该为服从而服从的规律”：“除非我愿意我的准则也变成一条普遍规律，否则我不应行为。”这是道德的第一公式，是一切特殊道德规律和日常道德判断的最后条件。除此之外的一切道德规律必须由它派生。在康德的词典里，“我愿意”和“我服从”，意味着一种尊重普遍规律的天然“责任”。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可能是道德的。在他那里，道德行为的判定根据，只和行为者所遵循的准则有关，而和行为的实际结果或期望的结果无关，也和行为意图或动机的善良与否无关，还和被人们普遍称颂的各种“美德”无关，更和人们的感觉经验无关。康德对道德的阐述以理性为基础，而“理性”在这里是指这样一种认识：心灵在积极地按照它所能知道和理解的原则活动着，同时这些具有先天性质的原则可以被揭示出来和被理解。对道德原则的这种“先天”或“纯粹”意义上的探讨，便是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
纪晓岚和康德各自给出了道德或善恶的判定标准：一个可称之为“问心无愧原则”，另一个我叫做“由己及人原则”。他们两人的叙述方式也完全不同。纪晓岚是一位演说高手。他用一千多个或道听途说、或亲身经历、抑或精心构造的美妙故事，借助归纳的力量，来影响他的读者。而康德的叙述则完全是抽象的、演绎的，以致为了有效地理解，我不得不依靠他偶尔列举的例子。两人之间的另一明显区别在于，纪晓岚在写作时看似心平气和、不愠不火，可内心却激荡着对现实的痛心疾首，并时时浸透出某种无奈感。因而他的文字是批判性的、拯救性的，态度是积极入世的。相比之下，康德倒是显得雄心勃勃，上来就构建恢宏的理论大厦，摆出一副不从源头找出最基本原则就不罢休的架势。然而他的内心却是平静的，用环环相扣的推理，讨论普通原则所赖以存在的根本，其态度从相当意义上讲是出世的。如果套用布坎南在《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作的分类，纪晓岚显然倾向于“利益政治”，因为他试图用因果报应来诱导和警示世人，而康德则无疑属于推崇“原则政治”的一族，亦即政治源于普遍原则，其目标也在于捍卫那些最一般的原则。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又一点不同。当然，所有的区别，根源之一恐怕和两人的身份迥异有很大关系：一位是王朝重臣，另一位是大学教书匠。
虽说他们生活在两个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但其间却有不少相通之处。除了都关注道德问题之外，他们还“心有灵犀一点通”。问心无愧中的“心”是指什么？显然这颗“心”不是生理学、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心”，简单来讲它涉及的是每个个人观念中的做人原则，具体而言它事关正义法则。按照同时代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版）里的说法，最神圣的正义法则，就是那些旨在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邻居生命与健康、财产与占有物、个人权利或契约的法则。依据康德的“由己及人原则”，斯密的正义法则显然符合道德的定义，其区别只是后者的覆盖面狭窄一些罢了。在这里，一旦把“心”还原成正义法则，纪昀和康德之间的距离至少是被大大地拉近了。
不仅如此。在纪晓岚那里，尽管“心”最终可以归结为普遍原则，但“问心无愧”的主体还是个人，触及的焦点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责任。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无疑带有明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中国版的个人主义”。在康德那里，虽然涉及的只是“形而上原理”，但进行判断、采取行动、并最终对后果负责的，同样是个人。
这里我讲两句题外话。纪晓岚在道德建设和针砭时弊上的努力可谓殚精竭虑，但时人和后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拿他的诱导和警示当回事，大清帝国初期的繁荣强大，随即变成了“落日的辉煌”，接下来的那段历史就越来越惨不忍睹了。纪晓岚的“道佛补之”努力失败了，其根子或许还在那“儒所不足”上。当社会发生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时，当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外患，而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均脱胎换骨了的西方列强时，儒释道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不过和纪晓岚比起来，康德说教的约束力也极其有限，其后代同胞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便是典型的例子。当然，无论是纪昀还是康德，都不必对此负责。我在此提及这些，不过是想表达一种感觉：伟大的思想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有时或经常显得苍白无力。再有，面对康德阐述的“由己及人原理”，但凡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人，都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讲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说它们提出的时间相差两千年，提出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不同，表述的方式各异，但就精神实质讲，则如出一辙。这多少验证了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中讲的中国“文化早熟现象”。
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也只是粗略地知道纪昀和康德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了准确，也是出于好奇，动笔后我特意查了一下他们的出生年月。没想到这一查倒真是应验了“无巧不成书”那句俗话：康德居然和纪昀同岁，均生于1724年（斯密只比他俩大一岁）！康德卒于1804年，纪昀仅比康德晚一年辞世。更有趣的是，他们在人生旅途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也是在一两年之间。1754（乾隆十九年）纪昀中进士入翰林，一年后私人教师康德被聘为哥尼斯堡专科学校讲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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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鸡西问题中的选择逻辑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7：26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看了鸡西市谎言骗中央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大胆，太大胆，怎么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中央？笔者也感到很奇怪，在总理多次批示追查真相的情况下，鸡西的官员为什么如此不理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