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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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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到农场晚了两个月,还为不能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而懊悔。

  此时,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规定,学生们也开始拿工资了,每人的工资是48。50元。因此,桂未明回忆说,当时有同学据此戏称自己是“4850部队”。

  直到1972年底1973年初,上海戏剧学院才开始正式为余秋雨那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余秋雨留校工作。

  “石一歌”里小阿弟

  “《鲁迅传》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的一层103、104室,为“写作组”文艺组的下属组织。最早的成员有高义龙、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小组成员共11人。“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的笔名也因此而来。“《鲁迅传》写作小组”也借调过一些人员,下设一些资料小组等。1973年,因为学生毕业和工作调动,剩下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后来陆续补充了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共七人。

  1972年1月3日,68届毕业生余秋雨因为写作组的胡锡涛推荐,成为“《鲁迅传》写作小组”的成员。

  197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到上海访问,在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询问上海有没有学鲁迅小组。周总理说,鲁迅在上海战斗了十年,最光辉的十年,上海应该有这样的小组。林彪“自我爆炸”后,江青抛出了毛泽东给她的一封信,内有“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要严于解剖自己”。从此学习鲁迅开始掀起高潮。

  1971年11月29日,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授意朱永嘉,“是不是写一个《鲁迅传》?两万字也可以。”据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徐缉熙介绍,当时的写作组已经承担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职能。所以这件事就交给写作组来组织。朱永嘉立即着手物色人选,组建班子。人员由“写作组”另外一位负责人徐景贤(后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审批。

  由于研究鲁迅的人在上海并不多,所以只能找一些中青年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初选人马主要来自上海各个文化教育单位,有文科大学的现代文学教员,年纪都在40岁左右。朱永嘉觉得这些人年龄偏大,希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入,胡锡涛就推荐了68届毕业生余秋雨。后来因为想培养自己的理论队伍,先后又有中学教师、文化系统的干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加入到这个小组里来。

  在行政上,“《鲁迅传》写作小组”直接受“写作组”文艺组领导。吃住都在复旦大学,后勤工作由复旦负责。

  在第一次会议上,朱永嘉提出,“要有一家之言”,要求“我们这个集体一定是要战斗的”。1972年1月3日正式住到复旦的11个人中,除来自“写作组”(借调工作)的高义龙外,其它人分别为陈孝全、周献明、夏志明、孙光萱、余秋雨等人,其中只有4个工农兵学员。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之间,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回忆。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石一歌”确实是“十一个”的谐音,但是余秋雨并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外界把余秋雨当成“石一歌”,或看成是“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的文章,没啥了不起”。

  当年“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回忆说,“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经对我谈到了‘石一歌’署名一事,陈孝全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和余秋雨讨论‘石一歌’这个笔名时,余秋雨还曾建议易‘歌’为‘戈’呢!”

  因为在“石一歌”只呆了一年多,余秋雨参与的工作并不多。当年“石一歌”成员高义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包括余杰,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好像余秋雨一开始就很有名。其实当时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的时候,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是我们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的编选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

  经核实,在“石一歌”工作期间,用余秋雨为名发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为“秋雨”。

  另外,《朝霞》丛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页到318页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独立负责撰写。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确认。

  另外一件事与《鲁迅传》有关。对“石一歌”清查的当事人回忆证实,12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完成以后,送给了当时写作组的核心(后为王洪文的政治秘书)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当时的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传》),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张春桥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当肖木这个意见传下来以后,我们当时很郁闷。虽然这个时候余秋雨已经离开了‘石一歌’,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领导还是决定由余秋雨来改写,因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有独特的方法。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习惯于引鲁迅的一段话再发挥发挥,这样看就论文不像论文,传记不像传记。余秋雨有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鲁迅的思想化成动作和细节,这样一来不就生动了嘛,化来化去,细节和动作多了,这样不就好看了嘛。结果他修改出来的《鲁迅传》,肖木看了以后说很不错。”孙光萱、徐缉熙对记者说。

  事实上,从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鲁迅传》写作小组”存在了5年。“《鲁迅传》写作小组”在“写作组”文艺组的指导下,配合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以“石一歌”、“石望江”(为“《鲁迅传》写作小组”正式成立前所用笔名,为四个人望黄浦江的谐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谐音)为笔名发表了《学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学习鲁迅反复辟斗争的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等84篇文章。

  “《鲁迅传》写作小组”还主编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读本》(含《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等4本,1972年9月,内部出版第一版),撰写了《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鲁迅艰苦奋斗的生活片断》(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对“石一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清查,在《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有如下结论:

  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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