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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动。大地上分殊的利益，或许比书斋里分裂的观念，更为结实地掘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2003年3月20日上午，第一枚导弹在灯火阑珊的巴格达晨曦中炸响，中国观众惊奇地发现，CCTV滚动直播立刻跟上，专家评论、字幕飞播、现场报道等等，不一而足，不落人后。在国外，这是一次战争事件，在国内，则首先是一次新闻事件，此举洗刷了此前中国传媒的耻辱，中国观众的知情权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尊重，是一次典型的“基于自由的创造”。
国内思想界因此次战争而再次分裂。反战派以《读书》第四期编后记为代表：在19－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民主始终是与民族－国家的结构历史地联系着的，国际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力量平衡的领域。人们看不到在霸权支配的国际范围内形成民主的机制和条件，所谓国际性民主始终是一个模糊的理念。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大众性的反战运动，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公共领域的角色，在反战运动的影响下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改变，似乎正在为国际民主提供一个可能的范例。
同样也是要求民主，拥战派则强调萨达姆政权的反民主性质，以及联合国在人权与主权发生冲突时，经常受困于安理会一票否决权的大国游戏规则，本身具有反民主性质，就此要求“国际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至于世界范围的大众性反战运动，《南方周末》3月下旬发表的署名文章则提醒读者：诸如反战示威这样的反对声音，都是发生在可以反对的地方，而最需要发出反对声音的地方，如萨达姆治下，却是一片沉默，如有之，则是举臂如林：“100％一致同意”其连任。这就不是可以反对的“反对”了，而是必须拥护的“拥护”。可以反对的“反对”与必须拥护的“拥护”，是两种声音，有时确实会“汇合”，但貌合神离，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我的看法是，关键不在于人们在反对什么，而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反对。有了“可以反对”的权力，是“反战”，还是反“反战”，当然也重要，但毕竟是排在其次。因为更重要的前提是：我反对“必须拥护”的政府，我拥护“可以反对”的制度。
双方争论的焦点当然不在抽象的“国际民主”，而是在“国际民主”的一个前提：萨达姆之类的“绝对主权”是否高于“普遍人权”？还是“普遍人权”高于“绝对主权”？前者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的观念，后者才是“在19－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国际关系从“主权论”走向“人权论”一个并不“模糊”的“理念”。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年继续保持昂扬势头。发展至下半年，矛头所向，从美国转为日本。齐齐哈尔日本遗弃毒剂伤人、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登台“辱华”等引起中国民间对日正当抗议。6月，民间组织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成为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这一对日抗议思潮之所以强势勃发，除上述恶性事件刺激，原因似乎在于：中日两国历史积怨长期存在。然而，包括对日抗议思潮在内的民族主义议题之所以在网上长盛不衰，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一议题不如其他议题容易受到制约，从而促使诸多网民趋之若鹜，乐此不疲。由此，应该看到这一思潮的两面性格：正当与表演同在，义愤与夸张共存。
4月下旬，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国内出现SARS疫情的浓重阴云，思想界争论暂时沉寂。即便如此，在探讨SARS疫情成因时，还是有隐约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失误在片面否定“文革”，过早放弃“文革”期间的以农村合作医疗为标志的公共卫生体系；一种观点认为，误在政治体制中的陈年痼疾：行政官员罔视公民知情权与生命权，谎言塞责，失去了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的最初时机。这些分歧隐约呈现“文革”结束20多年后，面对新的社会弊端，一部分思想界人士意欲重新评价“文革”的潜在冲动。所幸国难当头，这些分歧始终处在克制状态，没有尖锐化。而中央顺应人心，迅速作出反应，罢免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蒋彦永军医敢于直言的勇气得到国内外广泛称颂，《南风窗》杂志授予他“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诤言奖”。思想界讨论由此而活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此后在国际艾滋病宣传日，政府公布中国患者的惊人数字，以及温家宝主动和艾滋病人握手，吴仪视察河南上蔡艾滋病村，在这一系列进步的后面，都能看到始发于SARS期间的思潮推动。
SARS时期的另一个思想亮点，是《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一扫荧屏充塞清宫戏、帝王戏、宫妃戏的低俗与倒退。荧屏多年未有政论大片，一旦出现，立即激起观众热烈反响，证明民间社会对思想仍然存有巨大需求，事在人为。该剧深入表现孙文、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多重性格，引导观众具体分析制度选择与政治博弈之间的具体成败，一扫学校教科书所灌输的历史决定论、脸谱化教义，以及知识界回避制度选择空谈文化决定论的误导；剧情全景式的呈现了中华民族挣脱帝制奴役，追求共和自由的艰难历程，无意中呼应了思想界此前有关共和宪政的学理讨论，成为一部普及性形象教材，引发民众关于共和、民主政体的思考。
这一年最为值得注意的具有思想含量的变迁，是网络内外、法庭上下的公民维权运动：众多细民锱铢必较，顽强守护自己的既得权益，案件之多，牵动之广，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以至北京的一家权威媒体有足够理由将这一年命名为“2003：公民权利年”。
据新华每日电讯12月5日报道，最高法院近日公布的数字显示：近6年来“民告官”出现激增现象。全国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数从1992年的27152件，增加到2001年的100921件，原告的撤诉率从37。84％下降到32。38％，原告的败诉率从35。93％下降到28。61％，被告的败诉率从21。98％上升到25。67％。年收案从不足3万到超过10万大关，逐年激增的行政诉讼说明了什么？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告官”激增其实是进步：“原来行政争议主要靠‘上访’，找党政首长，现在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大加强了。”
2003年公民维权行动最为突出的事件，是湖北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案。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联名将一份题目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对该办法进行违宪审查。6月20日，国务院反应迅速，废止收容法规。以此为契机朝野良性互动，触发下半年公民维权诉讼浪潮：孙大午案、李思怡案、翁彪案等。
然而，也就在公民维权发展到年终足可清点各项成果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围绕刘涌案的民意“分裂”。
刘涌为沈阳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案发后，初判“斩立决”，二审改为“死缓”，然后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启动提审程序，改回“斩立决”，每一回合都牵动媒体舆论和社会神经。民意发生激烈争论，观点截然相反：刘涌不死，法治死，这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显然是主流民意；刘涌一死，法治亦死，这也是民间的声音，却不是主流民意。后者多半来自律师和部分法律专家，他们认为本案的证据受到过“污染”，颇多漏洞，在侦查过程中有法律严禁的逼供行为，缓刑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这两种声音牵涉两种不同的正义理念：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从2000年长江读书奖评奖发生风波，《南方周末》署名文章提出“程序正义”以来，这一概念已经从思想界走向公共生活，为公众普遍接受。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这一次却遭逢结结实实的民间抗议。而这一次主流民意压力，则让人们体会到，程序正义之艰难，既有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涉，也还有来自民间的道德抗议。一位参与孙志刚事件签名上书的青年律师在有关此案的一篇文章最后，写下如此沉痛结语：
我说过，同情地理解并且尊重这些朴素的源自基本正义感的义愤，但是其结论和思维方式都是我坚决反对的，今日刘涌案让我依稀看到1789年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