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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稳定观。稳定不是死气沉沉，稳定更不是鸦雀无声，我们要的是“和而不同”的稳定，不是“一言堂”的稳定；是有机的稳定，不是僵滞的稳定。这样的稳定有赖于我们理性公允地化解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这样的稳定也有待于我们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按照党章的规定和原则开展党的生活，不给不稳定因素以口实；这样的稳定更有待于我们通过切实的作为让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消除不稳定于无形。
当然，社会变革中遗留下来、积累下来的问题比较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全部解决的，这一点，我们的群众是能理解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年多来的执政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心中装着群众，情为民所系，能像胡锦涛总书记那样真诚地向下岗工人说句歉疚的话，像温家宝总理那样执著地为民工讨要工钱，群众就会成为我们保持稳定的根本力量。
总而言之，这“勇气”说到底就是要勇于实践“三个代表”，勇于为了人民、勇于依靠人民、勇于代表人民。从理论上讲代表人民是容易的，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代表人民却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当然，反过来人民群众也是我们勇气的源泉。有了民心、有了民意、有了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我们就不仅能再干好这二十年，也必将干好紧接着的三十年。
“再干一个二十年”一文引用了一句古语：“狭路相逢勇者胜”。让我们拿出勇气，再干一个二十年，干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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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行风评议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一步
南方周末 2004…07…15 14：56：11
■法眼
□陈杰人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表示，将在近日内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法院、检察院不参与各地行风评议活动的通知》。此举对于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有可能，各地应当以此为契机，重新反思对司法机关的认识和定位，并积极为司法机关排除干扰创造更多的制度性条件。
不知从何时开始，各地刮起了一股“行风评议风”。在很多地方的当权者看来，通过形形色色的行风评议活动，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置于评议人的投票监督之下，辅之以末位淘汰制等手段，就可以有效地促进部门的工作。
应该说，这一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但问题是，在各种行风评议中，地方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也被列入了评议范围。在一种近似于习惯的做法中，法院、检察院和诸如公安局、卫生局等政府各组成部门一样，在年复一年的评议中感受社会挑剔的眼光。
众所周知，中国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的原则早就被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并行的机关。这一点，可以从司法机关的首脑和行政机关的首长均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向人大报告工作就可以看出来。
上述原则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解读，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互相没有隶属和领导关系，大家是“同级别”的机构。
将司法机关和政府的部门机关并行评议，实质上反映了地方党委政府将司法机关视同政府一个部门的心态。这种心态其实很普遍———在很多行政首长的眼里，司法机关就是自己的“下属”机构。
将司法机关列入行风评议的对象，更要命的在于严重妨碍了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机关经常面对不同的诉讼主体。以民事纠纷为例，原、被告双方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和政府机关。犹如一轮比赛的最后决赛，经历了法院的判决后，总有争执的一方将被判败诉。通常，法院的判决并不能使每一方当事人满意，甚至双方都不满意。
将司法机关列入行风评议，可能面对的一个尴尬问题是：如果评议人刚好是在某次诉讼中败诉的一方代表，或者是对法院判决心存偏见的人士，这时候，要求该评议人客观中立地进行评议是不现实的，也违背了程序正当原则。
这种尴尬局面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司法以其终极性和绝对权威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活动更大程度上应当受约束于自己而非他人。将司法机关纳入行风评议，从表面上看，可能促使司法机关克服缺点，但从长远来看，只会使司法机关失去自己的独立秉性。
司法的魅力在于，它以其不受干扰的、终极的裁判权和裁判结果，行使着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司法面前，除了法律和事实，一切都应当是渺小的。
司法只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而不应该对其他组织、个人的情绪和态度负责。当司法机关依据所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自由心证”的裁决后，除非上级司法机关依法改判，这种判决不容任何挑战。
在当前中国司法官素质还普遍不高、独立公正司法活动能力不强的今天，司法的公正和公平确实需要监督，但无论如何，这也不能成为社会对司法机构指手画脚的理由。因为，对司法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最终会毁了司法的独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法和高检即将出台的有关司法机关退出行风评议的决定，值得大力贯彻实施。
（作者单位：望东方周刊）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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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分享一点现代金融的好处
南方周末 2004…07…15 16：24：37
■每周金融评论
□谢风华
在银行就职十年，有三件事记忆犹新。
2003年夏天在长沙一所高校代收学费，时不时会有些农村来的家长在收费台前把裤带一解，从底裤里掏出一沓人民币来（怕在旅途中被扒窃），令城里来的家长和孩子们瞪大眼睛刮目相看。
2001年在一家郊区营业所上班，某天快下班时一对农民打扮的老头老太递进几张面额大得吓人其实一文不值的秘鲁币，说是上午在银行门口跟一个银行主任换的（实际上是被专门在银行门口等农村人上钩的骗子诈骗了），想问问值多少钱，当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废纸时，老头老太几乎瘫倒。
1998年在湘西南一个偏僻的农村清收农户的老贷款，大部分贷款都是十几年前发放的，借据都发黄了，连本带息大概5万多块钱。当时我们对收回这些贷款没敢抱太大希望，考虑到当时社会信用大环境等因素，我们还从法院、派出所、乡政府各请了一位同志同行，预先开了一大把执行令。谁知进村后在每家农户都受到礼遇，很多老农对十几年前那几十元甚至十几元的借款至今心存感激，有的农户说早就想还了，就是因为不知道往哪还才拖到今天（因为十几年来金融机构变动太大）。不出五天（后面几天，法院、派出所的同志都不好意思同去了），我们将全部贷款本息收回。普通农户的诚信令人感动。
由此可见，虽然现代金融发展一日千里，但这只是在城里。在农村，农民们能够分享到的好处是十分有限的。城里人有的怀里揣着五六张银行卡，农民却还是把学费揣在底裤里（大多数新金融产品在农村缺乏起码的硬件支持）；城里人懂得拿人民币换美元、炒外汇，接受综合理财服务，农民却仍面临着血汗钱被换成秘鲁币的危险（金融常识极度缺乏）；城里人万儿八千的贷款懒得去弄，农民却仍然为着千儿八百的借款去求七大姑八大奶（当前农户的流资短缺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解决）。
这还只是面上的东西，如果了解一点“底子”，我们将能更清楚地看到农民在享受金融服务上的“剪刀差”地位。有关数字显示，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约20％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了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在超过2万亿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同时，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却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近五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从相对落后地区撤掉3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使大部分农民只能选择土枪土炮的农村信用社；大部分扶贫贷款变成了项目贷款，扶富不扶贫；除信用社外，所有商业银行几乎不发放农户贷款，但这些商业银行及邮政储蓄机构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