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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祥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方法旨在引导各级政府把申报世界遗产的立足点和积极性放在保护遗产本身上，借此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是逐年形成的，我们对世界遗产的有些理解还不够准确。因此，现在中国应该有一个更加完整的管理体系，专门的法规，重新审定现有的预备清单。”
这些措施将于今年下半年实施，与之配套的中国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也正在酝酿中，按照设想，这个专家委员会将邀请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组成。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考察的方式一样，这个机构将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未来申请加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项目必须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才能够有资格申请世界遗产。
按照世界遗产的考察标准和要求，我国将重新确定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观念的准确度，比如有些文物虽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曾经被移动过位置，因此不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还有一些保护管理水平令人不满意，保护范围没有严格划定，没有严格的保护管理法规，没有特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项目，也有可能被从清单上剔除。
据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郭处长透露，新的清单将根据未来5到10年的申报工作而制定，名额最多不会超过50个。新的预备名单将参照现有的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建立严格的考察、咨询、评估、审议制度，形成一个透明而制度化的程序。而且这个名单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准世界遗产”，一旦进入这个名单，就可以说明该申报地具备了一定的荣誉、管理水平及相应的责任。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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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圈地运动”后遗症
南方周末 2004…07…15 14：54：02
“新圈地运动”后遗症
四川自贡市高新区征地事件调查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黄永农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多起床，到一个居民小区清扫卫生；白天，走街串巷，捡些汽水瓶罐和废纸卖；晚上，他给一个私人老板看门市，每月100块。
而黄永农不是农民工，更不是盲流，他是“城里人”。
8年前，他所在的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会溪村6组被政府集体征地后，黄永农和儿子就“农转非”，摇身成了“城市居民”。
可是，“城里人”的身份并没有让他生活得更幸福些，相反滋生了许多怨气：“地没了，房没了，城里啥东西都要钱，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他和儿子住在临时搭建的周转房里长达六年，两父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八九十块生活补助金和捡破烂度日。去年央视记者到自贡调查失地农民生活时，正在翻捡垃圾堆的黄永农进入镜头。就此，他“幸运”地吃上了“低保”，每个月能从居委会多领走50元。
事实上，黄永农只是自贡市失地农民的一个缩影。跟他有相同命运的还有近八千人，绝大部分都是红旗乡的村民。
他们让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成就了自贡高新区的繁荣，自己却在城市边缘挣扎。
据统计，这八千失地农民中，有一半靠每月143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另一半的生活并不宽裕多少，除一些做生意的外，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去年出现多起群体性事件。
近一年多来，拿自贡市政府的话来说，是在“殚精竭虑”解决遗留问题：修建安置房，扩大“低保”范围，对特困户进行一定程度救助等。
这些措施起到立竿见影的安抚作用，风波似乎在渐渐平息。然而很多人都明白，矛盾的根本没有被完全拔出：过低补偿费的纠结，生存技巧的匮乏，对城市的不适应，都非一时能够修正。
谁的利益被牺牲？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老工业城市，以盐、恐龙、灯会闻名于世。
1992年，一块“自贡市汇东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自贡市郊大安区红旗乡的土地上。
按照四川省政府的批文，这里要建成为集城市功能与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为一体的新区，规划面积十平方公里。
一条红线，几乎将整个红旗乡都圈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这片本来靠蔬菜和副业一直欣欣向荣、和谐富足的土地，再没太平过。
自贡市一份关于高新区征用土地、补偿安置有关情况的材料里写到：开发区从1992年以来经批准实际征用土地7775。26亩，撤销建制农业组24个，对7925位农民实行“农转非”。
这只是开发区最核心的一部分。据了解，自贡大大小小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县区级各类开发区，占用土地远不止于此。
罗庆全，高新技术开发区助理调研员，高新区“元老”级别人物，以前曾分管过征地拆迁及建设规划。有农民来问他，他都如此回答：“我们制定的任何政策，都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法律法规的，不能拿现在的新政策要求我们。”
按照老《土地管理法》规定，一个补偿标准很快出台：16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8000元安置费，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补助费54元，未满16周岁的发至年满16岁或初高中毕业。生活费两年一调增，每年增加约5元，直到现在，被征地农民每月生活补助90。6元。
8000块买断，农民觉得亏，就去找管委会和国土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这已是很宽松的政策，8000块甚至比沿海的标准都高。如果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按产值来算，每人不足5000。
但是，这些昔日的农民还是觉得不理解。在各项赔偿中，一项是青苗费。记者查阅自贡市政府2001年签发的《高新区经济林木花木赔偿标准》，看到一组组价目表：桃李梨苹果等幼苗，5毛一株；直径达到10厘米的桃树，110元一棵；香蕉，每棵8元，已挂果的增加到10元；桂花树，小的3元一棵；黄角树，特大的20元！
于是，老百姓“开动脑筋”，与征地人员玩起了“斗智游戏”：折断果树枝桠插在土里冒充果树；一夜之间放干鱼塘，栽满树木，密度大得连鸡都挤不过……
这场利益调整之中，双方的博弈始终没停止过。然而，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一方必然是最后的赢家。
最让这些失地农民诟病的，是自贡市政府的1993年第75号文件，规定征地房屋拆迁只能按农村的标准来赔偿，这与城市居民拆迁标准相差了5倍以上。就这样，还没坐稳“城里人”资格的居民们，又被打回到“农村人”的地位。还有文件规定，在补偿房屋面积时，每人只能等量对换15平米，超出部分按每平米780元左右计算。这样一来，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分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需要倒补给政府两三万。
居民们质疑：“农转非”已经多年，为什么不能按城市拆迁标准补偿？得到的解释是，拆迁是征地工作的延续，当初按农村住房报建的，只能按农村拆迁标准赔偿，不随房主身份变化而改变属性。高新区管委会还向记者出示了四川省建设部门的解释，认可高新区的政策。
原白果村村民刘正有不肯按此标准进行拆迁，2000年被强制执行。大安区法院带了执法人员和炸药，炸掉了刘家的三层小洋楼。为此，他上法院，进京上访，前前后后六七年，成了“告状专业户”，但问题至今没得到解决。
城市“新贫人群”
十来年时间，在一片田野和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无疑是一件引以为傲的成绩。
但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档建筑群相对，成片低矮的周转房，已成了高新区另一观。这些房屋不仅位处偏远，往来通行不便，而且质量低劣，大多有严重安全隐患。
王德芳在罗家湾的周转房，长期渗漏滴水，外面下雨，屋里洪涝，要用上家里所有盆子接雨水。就这样，她在那里住了6年整。
那里更是她的伤心之地。76岁的老伴赵树良，到山坡处的公共厕所解手时摔得半身不遂，半年后不治辞世。王德芳每天都要把老头子的遗像取下来擦拭，擦一回哭一回。
而事实上，居民很早前就向居委会反映过周转房没有公厕和道路破烂的问题，但无人过问。即使这之前，王德芳家邻居林树芝就因上公厕途中道路溜滑、摔断颈骨而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