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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今官场游戏规则，下级通常是宁肯打碎牙往肚里吞也不会“抗上”的。张建红之所以“抗上”不交辞职书，“是因为自己想不通，自己不过发了个短信，为什么把职务给免了”——他对新华社记者这样说。而汉中市因此免了张的职，好像也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市局人事科长对记者解释道，是因为张工作不严谨，认错态度不好，才免他的职；免职后，给张建红半年考核期，他还有可能恢复职位。
那么，我们来看看张建红副局长发的短信究竟是什么内容。收信人是比赛主持人、洋县籍的市国税局教育科科长高景侠。张副局长写的是：“你是洋县人吗？你今天所作所为，全洋县国税人恨你，你有脸回洋县？树立你威信也不能拿洋县人开刀呀！你也到头了，想往上爬？没指望了！！日偏西山了！！！你忘了你根在哪儿了！你把洋县人脸丢完了。张建红11时50分。”从这一篇连珠炮式的发泄、教训、诅咒里，人们听到的分明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哪里是张“一再解释”的“开玩笑”？谁能从中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原则性、正义感、羞耻心？有的只是陈腐的面子观、狭隘的地方意识和以“洋县人”总代表自居的狂悖。须知，受信人身居上一级主管机关、官职也比他高半级，他尚且如此放肆无礼，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他平时对县局里的部属及辖区纳税人的态度会如何，却让人不敢猜测。张建红这样陈旧的思想观念，这样一副“老虎屁股”德性，怎么配当副局长？单凭这条短信，免他的职就天经地义，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张建红之所以觉得委屈，汉中市之所以也感到处理过重，许诺半年后可恢复其职务，那是因为当下确有许多官员犯了比张建红更不像话的过失却安然无恙。随手拈来一个例子吧。6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报有条报道《太原出台规定，领导升迁“坐骑”不能带走》。你看，原来，时下多见的做法是当官的升了官，要将公车当自己的腰带一样随身带走，以致要正经八百地发红头文件来纠风。可见政纪问题不是某地独有的。此外，那些见于报端的，如公然嫖娼寻衅的，“包二奶”的，混学历学位的，有几个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东窗事发，大都给个警告或记过了事，即便免职了也保留原有职级的待遇。
作风不正，成因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不能将腐败现象、官风不正等弊病归结为语言口号问题。以前，干部们都知道两条“潜规则”，即“不装错口袋”（指不贪污受贿）、“不上错床”（指不乱搞“男女关系”）；此外，还有一条显规则，即“不搞特殊化”。中基层干部要面对群众，若大搞特殊化，在政治运动中肯定难过关，不丢官起码也要忍受众人的唾沫星子。如今不搞群众运动了，这自然应该，却没有相应的制约将公权“私有化”的有效手段。
去年以来，中国兴起了对官员的“问责风暴”。现在“问责”最多的是重大灾难事故；也有一些地方开始对重大的决策失误、领导干部提拔失人（“带病提拔”显然不是失察）和重大冤假错案，进行问责。其实，对于官员还要问德，即对有严重“道德缺失（ethical lapse）”的人进行纠劾。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常例。克林顿的“拉链门”风波，韩国候选总理的文凭真假事件，日本阁员的逃交养老金丑闻，欧洲某国要人的公车私用问题，诸如此类，举凡违背诚信、清廉等道德原则的行为，不论后果是否严重，一旦露出端倪，当事人总是被社会舆论穷追猛打，真可谓无所遁形。这样做一点也不苛刻：官员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精英，道德水准本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准；否则，公众把权力委托给他们怎么能放心？
我们的行政“问责”还刚刚起步，就提出官员的“问德”问题，岂非得陇望蜀心太贪？可是，没有对官员的“问德”，要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就是不可能的。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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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模拟的演习与真实的关系
南方周末 2004…06…24 14：52：32
□马少华
北京市朝阳区首批20名新闻发言人正式结业，为了检验这些新闻发言人的学习成绩，朝阳区政府特意请来了部分媒体记者在结业仪式现场召开了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北京娱乐信报》第二天的报道虽然简单，却也生动传神：“发布会一开始，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就直接抛给了刚刚结业的新闻发言人。记者们问题虽刁钻，但发言人却早已备足功课，一一将难题化解。”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人家检验成绩的。
朝阳区的这个活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普遍的意义上，这种事，这种关系，还是颇耐人寻味的。很明显，朝阳区政府是把新闻发言人的学习成绩的检验设计成一种“模拟实战”的演习，就像军事演习分为“红军”和“蓝军”练习进攻和防守一样。但是，如果细细琢磨，这两者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军事演习中的“红军”和“蓝军”其实同属一个部队，他们不会在真正的战场上交火。但是，在模拟的新闻发布会上“模拟交锋”的政府发言人与新闻记者，在真正的新闻发布会上，却会真正地面对面。到那个时候，如果记者的“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功夫日渐深厚的政府发言人“一一化解”，恐怕记者们就不会像今日这么轻松了。
不能说我们的记者与政府发言人就是对立的关系。也不能说政府培训新闻发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记者。但是，这样一场特意组织的“实战演习”，的确反映了这两种角色之间关系的某种普遍规律。实际上，这两年各地各级政府培训新闻发言人，确实没少请新闻记者当老师，因为毕竟，在没有新闻发言人基础的条件下，新闻发言人是“新”的，新闻记者却是“老”的。由新闻记者“教”新闻发言人，实际上是一种“对手教”，因为新闻发言人直接的工作对象就是新闻记者，而不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尽管“新闻发布”这种传播活动的“信宿”（信息传播的终点）是普遍的社会公众。新闻记者与新闻发言人的关系，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与新闻发言人的关系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社会公众对于与自己利害相关的政府事务有问题要问，这些问题可能本来就是尖锐的，通过成熟老练的新闻记者之口问出来，可能就更加尖锐。而政府发言人代表政府发言，肯定也有自己的纪律和策略，不大可能是“知无不言”。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真正的新闻发布会往往会是一种智慧和职业能力的博弈，而其结果，就不大可能像是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仪式上的“实战演习”那样“皆大欢喜”。新闻记者提出的“刁钻”的问题，如果真的被功夫日渐纯熟的新闻发言人“一一化解”掉了，我想，从职业心理方面来讲，记者会有真实的挫败感。而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恐怕也非公众之福。因为，无论是在场的记者，还是不在场的公众，在这个时候都不是来检验新闻发言人的“学习成绩”和欣赏他们的应对技巧的，而就是来从他们口中获取政务信息的。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新闻记者就有负职业使命，社会公众就难以满足。
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公关”的角色。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公关制度。目前各地各级政府普遍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其本质上是中国政府走向信息开放的背景下产生的积极现象。但是，就其实际和具体的情境中的使用，是为了更多、更开放的政府信息传播，还是为了更有力的政府信息控制，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理解。作为一名大学新闻系的教师，我比较关心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及其培训活动对新闻记者的影响。如果说，新闻记者与新闻发言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矛与盾”的关系的话，那么现今所有的培训活动，都是“矛”在帮助加固“盾”。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之后，新闻记者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他们的职业心理、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才是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