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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张树新作为最尖锐的挑剔者，担心这不过是一场“情人节的集体情感出轨”，不能善始善终。因为此前某集团也曾经把30多位企业家拉到内蒙古，决心搞一个规模很大的沙尘治理活动。结果众企业家信誓旦旦前往，回来后就不见踪影。因为活动中企业的商业色彩过于浓厚。
策划人之一杨平表示，当时他们并没有考虑过多问题，惟一念头就是先做起来再说。
公众对此的态度即刻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终于有人要治理沙漠，虽然是万里之行第一步，迈出去了，也算开个好头。不管是不是作秀，应该鼓励。”企业、公益、作秀，人们对此有着惯性的认知。“企业家有行动总比无动于衷好。”资源分配的不均，社会上对此也隐含着某些情绪。
对于企业家做公益事业，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嘉利来公司董事长穆军有一番见解：“谁都可以做善事，发善心，但是公益不能简单地去做，需要有技能的特殊人才，才能深刻地去解决问题。”
在穆军看来，成功的企业家恰恰就是能完成公益目标的特殊人才。“现代公益事业要把善款和能力结合起来。好的商人能用最小的投资得到最大的回报，解决社会问题是同样的道理。商人前半生为谋利积累财富，后半生则要解决社会问题。”
尽管在入会过程中，众多企业家们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和想法。“这其中不排除商业意图，有些人觉得这里是个俱乐部——荣耀的俱乐部，可以结识许多有脸面的人；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或碍于朋友面子参加。”发起人杨平——《华夏时报》原主编说道：“但是，如果没有治沙这个公益理念，不可能短期内达到如此大的规模。”
协会之所以起名为SEE，取自英文society（社会），entrepreneur（企业家），ecology（生态）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寄意了然：企业家左边担负着社会责任，右边承载着生态责任。
钢铁大王卡耐基，修建了6000多个图书馆；比尔·盖茨定下了以资助贫穷国家医疗保健为主的慈善方向……在西方，慈善和资本文化有着紧密的结合。那么我们现代公益事业究竟发展到怎样一个阶段呢？
“目前中国关于公益事业的捐赠，国内企业做得最差。最近一两年，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开始整体挽救形象。”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看来，阿拉善的行动就是一场挽救，一次企业家的集体行动。
“最近企业家频繁出事，得不到社会公众的同情，似乎只要出事就是活该。这些现象，从浅层来说，个别企业家的个人生活习惯，吃喝嫖赌、显富给社会带来很不愉快的感觉；深层次上讲，中国企业家作为个人非常能干，作为一个团队就非常无能，他无能保护自己，无能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
区别于以往企业家个体捐助行为，这次的行动显得更加成熟而有准备。协会是在阿拉善注册成立的，但这远非企业家们的行动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基金会。
理想的模式是完全按照美国规范公益机制，成立全国性公募形式的基金会。正如穆军所说，他希望阿拉善这个计划“是一个示范工程，示范出现代公益做事情具体的做法”。“不管这个前期的筹备有多粗糙，创建一个制度远比造一两个英雄重要得多。大家终于可以从制度创新上去思考问题。”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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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医生与法律制度
南方周末 2004…06…10 11：06：33
□秋风
现实总是走在法律前面。一般情况下，立法机构只有在一个问题已经造成广泛的不便、引起巨大的争议的时候，才可能考虑对其立法。相应地，司法也总是滞后于社会的急迫需要，对于大量的不当行为，一些法院束手无策，而对于大量在目前看来正常的行为，一些法院却可以根据旧法律予以惩罚，或者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赔偿。
让我们设想另一种法律制度。
司法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维系其秩序的枢纽，尽管更为显眼的政治、财富等等遮蔽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假如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条文，则司法活动就会经常性地陷入困境，甚至根本就难以正常运作。
对于医生向患者索取红包及收取药品、器械销售商的回扣，民众普遍地深恶痛绝。但对这类活动，一般是由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执业医师法》按违纪来处理。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几十名医生收受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总额逾百万元。检察机关决定以司法手段来进行处理，却遇到了麻烦。原因在于，检察机关无法认定医生收受回扣是否构成犯罪。
根据现行刑法，受贿罪分普通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两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而“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受上述国有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等等。而非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则属商业受贿。检察院遇到了难题：国有医院的普通临床医生属于什么身份？收取回扣是否属于受贿？检察院无法定夺，案件处理一时陷入停顿状态。
刑法专家们也是看法各异，比如，刑法学权威、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认为，临床医生开具处方的行为并不属于公务活动范畴，其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刑法研究所所长曲新久教授则认为，国有医院和其他国有事业单位一样，都是由政府权力分化而来，从历史的延续性考虑，仍应将这些单位的工作看作公务行为。因此，报社记者采访时接受红包、医生开处方拿回扣等类似行为，均当按受贿罪论处。
不过，不管看法如何，专家们则普遍地同意，应当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的条款进行修改。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呼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不赶紧立法。而诚如本案已经显示的，当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后，人们往往又会发现，法律条文已经不那么“合乎实际”或者过时了。因此，如果司法机关严格地执行法律条文，则有的不当行为不能得到惩罚，比如本案中的那些医生；而有的人得到的损害赔偿却过小，比如，被火车撞死只能得到几百元加上若干粮票的抚恤性补偿金。
这正是目前的法律体制的困境所在。我们模仿的是欧洲大陆法传统，根据这种法律思想，一切法律只能由立法机构及其它国家权力机构颁布（比如规章），而法官则只能机械地适用这些法律法规，不拥有任何自由裁量权。这样的制度当然有其好处，比如，能够保持法律的一致性，法律看起来也相当确定，什么情况算犯罪，什么情况不算犯罪，写得清清楚楚。
然而，法律条文尽管可以规定得清楚确定，但现实却不会像白纸黑字那样清楚确定。大量的纠纷恰恰发生在灰色地带，大量的社会活动似乎也不容易跟法律条文的规定完全符合。于是，尽管立法机构非常繁忙，而法官们却仍然时时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
道理很简单，现实总是走在法律前面。一般情况下，立法机构只有在一个问题已经造成广泛的不便、引起巨大的争议的时候，才可能考虑对其立法。相应地，司法也总是滞后于社会的急迫需要，对于大量的不当行为，一些法院束手无策，而对于大量在目前看来正常的行为，一些法院却可以根据旧法律予以惩罚，或者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赔偿。
这种判决使司法的正义大打折扣。法律如果让好人遭受惩罚而坏人逃脱惩罚，或者让遭受损害者不能得到充分而及时的赔偿，则人们对于正义的信仰就会逐渐消磨，这个社会的良好秩序就会开始松动。
因此，一件一件发生在现实中的案件提醒我们，也许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法律体制，这套体制使法院成为机械适用法律的木偶，不能根据现实的变化灵活地创制出恰当的法律规则。
让我们设想另一种法律制度，在这里，法官可以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