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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实行管理层收购是一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制度设计。它所带来的恶果可能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出来，但是到那时，国有企业再也不能称其为国有企业了。这虽然符合某些制度设计者的愿望，但却不符合公众的利益。中国的国有企业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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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食品安全 政府须负总责
南方周末 2004…05…27 11：28：09
方舟评论
□何三畏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从哪一种食物没有给我们带来过事故的角度，来确定我们今天应该吃什么，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已经难以找到没有出过事故的一类食物！今天，很少有人面对餐桌不感到吃什么才安全的压力，按照卫生部官员的说法，他也不能摆脱这种痛苦。
当你正在为更好的生活而操劳的时候，危险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这是一种多么难以承受的现实。当一个地方的毒奶粉曝光，各地一经突击，就会发现成批的毒奶粉正在等待消费；当一个地方毒酒致命案爆发，大批同样的毒酒就会被揪出来。而这样的“拉网式”清查可以说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这从逻辑上证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当我们正在忙于处理上一个毒源的时候，下一个毒源却正在酝酿。
自从央视有了“每周质量报告”，它以中央级媒体的特殊权威，为我们“打造有质量的生活”。但它每一次让“你看到的，是你没有想到的”———曾经，有人警告说，假冒伪劣食品转向了农村，要注意保护农村，的确，农村是重灾区，但是，在短短一段时间以内，央视“每周质量报道”把中国许多驰名的、有着大量城市主流消费群的品牌拎到公众面前！
事实上，食品安全事故已经不是袭击个别生活质量比较差的人群，也不是非常的个案，它的威胁是全方位的，没有间断的，涉及每一个真实地生活着的人。因为每个人每天必须吃东西，这是无法超越的现实。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恐惧感笼罩下，人们非常无助，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出击而能自保。
没有比在食品面前失去安全感更糟的事情了。社会心理长期处在这样的压力下，已经发生了可悲的扭曲。我注意到，有关方面发布食品抽检报告的时候，甚至对达到80％的合格率的某类产品，连媒体都报以安慰的认可；如果大部分的食物都以“这样高”的合格率通过，人们会舒出一口长气！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人们为什么对八成的安全系数（虽然不合格不一定致命）已经“满意”了？但是，这只能说是一种苟且的生活。
我们不能想象还有更糟的情况了。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希望这是我们的食物安全感的最低谷，我们希望不再走低，我们希望情况从此会好起来。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真的看到了这种希望。至少，这种糟糕的情况已经被新闻界不断地公开揭露，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行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阜阳毒奶粉事件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食物安全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其主要的着力点是问责政府管理部门。在最近一次的毒酒事件发生地广东省，为确保食物安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副省长游宁丰表达的三个理念引人注目：“一个地区的食品安全，当地政府要负总责；一个品种的食品安全，其生产经营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确保食品安全，需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政府－经营责任人－“广大消费者”，这正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三个环节。
这是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表述，而“政府负总责”尤其体现了责任政府的要义。重建食物安全，政府必须主导，必须负责，这才是从源头抓起。而政府负责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健全的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就像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问责风暴”那样，让有关职能部门不能不作为，作为不能不到位。相应地，生产经营企业在负责任的政府和严格的制度面前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里，它们不敢不诚信，也不能不诚信。
至于“广大消费者”，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层面，在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坚强保护的前提下，他们无法“积极参与”到“确保食品安全”的任何环节中去，甚至指望他们自我保护都不可能。如果在政府和生产流通渠道以外，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阀的话，我愿意举社会软环境。例如奖励和保护举报有功的公民个人，毕竟本来就有举报动力的消费者因此会获得更大的激励；例如让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社会观察和舆论监督作用，就像央视“每周质量报告”那样。
人们应该认识到，社会管理和社会信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食品安全是一个子系统。食品不安全折射的是社会整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孤立地看待食品安全事故。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重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只能在社会管理和社会信用的大气候下实现。食品安全只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宏伟目标中，最贴近底线的，逼着我们马上交卷的一部分，它只能与我们的整个生活品质共同提高。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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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模式”水落石出
南方周末 2004…05…27 14：42：46
□本报见习记者 胡天舒
对于数量庞大且财政窘迫的中国城镇而言，“邛崃模式”提供了一种民营企业参与投资经营城市建设的范本。但在舆论一致的追捧声中，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力向企业如此大规模地供应土地资源？
2004年5月15日中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国内出发2号门口，本报记者等到了四川瑞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康。两年前，他以民营企业身份投资邛崃新城建设而广受舆论关注，但现在，“邛崃模式”受制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而搁浅，李永康此时却欲远遁西藏。
李永康执意要和记者合影：“你看，在我‘逃跑前’留一张照片多有意义！”说罢自顾自地大笑起来。陪同李到机场的家人、同学和公司同事一行近十人，在他的身后站成一排，每个人都和善地笑着，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其实李永康的心里并不轻松。几天前，他就紧急赶往北京，一出机场就奔向天则经济研究所———“邛崃模式”的学术支持单位。但此行似乎并不成功，而回邛崃又将面对那些正向其索赔的合作企业们，也许去西藏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李永康的说法是，家人和朋友们劝他去西藏，一是可以静静心，二来“避免再受到一些人和信息的伤害”。
其实不管事态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困境，对于数量庞大且财政窘迫的中国城镇而言，“邛崃模式”仍然不失为一个创举。2002年1月18日，邛崃市政府将一座1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规划中）交到民企瑞云集团手里；瑞云集团接手了这项总投资十多亿人民币、前后建设工期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浩大工程，同时也获得了50年期限的新区建设开发经营权和50年公用事业特许专有经营权。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国家就一直加大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特别是江苏铁本案事发后，随着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对土地资源管理不断收紧，邛崃新城建设也从今年开春以来逐渐陷入僵局。
这意味着无论是邛崃市政府还是瑞云集团，在动议之初似乎都有意忽略了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这自然与“邛崃模式”的好坏无关，问题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