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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这些作品进行改编就碰到这个悖论。在今天改编1950年代的一些所谓“红色经典”，当然不可能在它原有的政治情节上加以发挥，那只能在民间趣味上添加想象力，但它增加的不是一种民间的因素，而是一种通俗的市场趣味。这种改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原来的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消解了原来的民间文化因素。因为民间文化是不合适市场化的，一进入市场以后，就变味了。我不明白的是，那些导演既然掌握了市场规律，为什么自己不发挥想象力，去编创一个全新的故事呢？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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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为抬升良知的成本！
南方周末 2004…05…13 15：07：39
□笑蜀
近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超载加大了处罚力度。该法规定，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2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款，并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对超载负有直接责任的运输单位主管人员，也要从严处罚。
此举立意不错，但有多少可行性？窃以为大成问题。
超载顽疾由来甚久，虽经多方整治，却非但未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现在已到十车九超的地步。超载导致的生命悲剧因之层出不穷———据统计，货车超载超限运输肇事占交通事故总数的30％以上，占货车事故的55％以上。超载之为生命杀手，作为专业人士的司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承平时代而出此下策，如果只是个别行为，还可理解为当事者的孟浪。但如果蔓延为运输业的集体行为，则显然不是个人素质问题，其中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究竟什么苦衷逼得运输业集体铤而走险？答案并不复杂：运输业是一个负荷过重的行业。中国企业税负之重早就是众所周知。如专家所云，近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宏观税负水平却在不断提高，留给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运输业则不仅要负荷国税地税，还要负荷名目多达数十种的非税费用，如养路费、保险费、运管费、营运费、贴花费、建设费，如货运附加费、民工建勤费、准驾年检费，如层层叠叠的过桥过路费、防不胜防的违章罚款等等。山头林立，雁过拔毛，运输业的营商成本因此已达极限。四川雅安交管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从石棉到成都往返700公里，一辆5吨载重车即便超载15吨，运费也不过1500元，而缴纳的过路费、罚款、汽油费等支出已达1060元，还不算分摊的各种固定费税和折旧、维修、工资等，不超载必然赔本。再以某报对长沙长途货运业的调查为例，一辆5吨载重车的硬成本，包括养路费每月1050元，运营费＋车船使用税＋长沙市路桥年票每月200元、保险费每月750元、地税＋工商税每月500元，还有过路费、油耗等等。这些费用事实上已超过一辆5吨不超载货车的收入。而且这些费用中尚未计入驾驶员的工资及车辆折旧费用，不超载同样亏本。不超不赚，少超少赚，多超多赚，已是运输业的铁律。正是如此铁律，使得超载屡禁不止，使得超载和反超载的“猫鼠大战”不断升级。
超载的终极责任并不在超载者，这一点其实早就是众所周知。四川交警总队通过调查发现，超载难以治愈，源于不合理收费多、运力过剩、大吨小标等原因，不合理收费则是驾驶员反映最强烈的主要原因。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就曾为此大发脾气，公开叱责：“有的机关领导指导思想出现偏差，错误地把交警部门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一些地方的交警部门更是层层加码，加大罚没指标。”把交警部门当摇钱树，实则是把运输业当摇钱树，此类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加剧了运输业的营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运输业的利润空间，使正常运营根本无利可图。超载之如春风野火，也就是大势所趋，哪里是一部法规、几个救火队般的职能部门所能禁绝的。
不合理收费是十车九超的主要原因，但仍然不是终极原因。不合理收费只是表象，隐藏在它背后的真相，则是行政成本的急剧攀升———全国各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增速最猛，“九五”比“八五”增长了266％，以至当下中国行政成本之高为全球之冠，已成不刊之论。这里说的还只是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更是天文数字，无从统计。由此产生的税费不能不登峰造极，而构成中国企业的巨大包袱，运输业不过是负荷过多的行业之一，其他如建筑业、服务业等等，概莫能外。就连本来属于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也难以幸免，而被某些地方政府当作摇钱树；甚至本应与赚钱绝缘的国家暴力机器，也被某些地方政府当作赚钱机器，“教授嫖娼”、“医生嫖娼”的血腥闹剧，随之联翩上演。换言之，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秩序———它必然转化为企业的营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企业的平均利润；通过守法运营赢利以维持企业生存的初衷因此往往化为泡影，这种情况下，企业当然只能铤而走险，通过非法运营的手段博取额外利润，非法生存于是蔚然成风，而衍为中国企业的普遍生存状态。运输业十车九超，乃荦荦大端而已，它在本质上不过是运输从业者以生命为赌注，博取眼下的侥幸生存。用历史学者吴思创造的词汇来概括，超载博取的只是“血酬”。虽然于法不容，于情于理却难以厚非。
行政成本奇高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变形，至此昭然。但这还不是行政成本奇高惟一的负面作用。须知，行政成本奇高所抬升的不仅仅是企业的营商成本，它尤其抬升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从而扰乱人心，毒化我们民族的精神。人心都有善恶两面。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扬善惩恶的社会。扬善惩恶固然需要通过“灵”的层面，即通过教化来引领人们向善，遏制人们趋恶。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物”的层面，即通过利益调节机制来奖励人们向善，遏制人们趋恶。人都需要尊严，需要荣誉，如果良知的成本比较小，道德的风险比较小，人们通过守法经营、诚实劳动就能得到正常回报，就能维持基本生存，就很少有人愿意牺牲尊严和荣誉去谋求非分所得，也就很少有人愿意突破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但如果良知的成本过高，固守良知往往意味着失败；道德的风险太大，坚持道德往往意味着困苦，这样的良知和道德未免不近人情。毕竟，只问对错、不计利害的超凡脱俗之辈只是凤毛麟角，趋利避害乃常人理性。良知和道德必须符合趋利避害之常人理性，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可能化为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常人理性的良知和道德往往是世俗的，换言之，良知和道德的背后，要有相应的利益支撑：但凡守住了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个人利益就有基本的保障；公民只要奉公守法，就可以安居乐业。必须具备这样正常的报应机制，才可能人争趋善而天下太平。
这就是说，良知的成本主要是利益成本，道德的风险主要是利益风险。要降低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主要路径就是让良知和道德充分包容个人利益。仍以运输从业者为例。如果法定每车五吨载重量，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只占到一两吨，他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负担，他就乐于听从良知和道德的约束，尽可能不超载。如果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占到三吨，他大致还能接受；如果占到四吨，他就要感到痛苦了；而如果占满了五吨，他就只好通过超载来为自己的生存奋斗，而超载则无疑以戕害自己的身心健康、透支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时对他来说，所谓国家利益、所谓社会利益，进而所谓良知、所谓道德，当然是与他的生存需要冲突的，当然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良知因此需要边界、道德因此需要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假若良知和道德不能安守本分，与正当的个人利益和平共处，而是动辄越界侵蚀正当的个人利益，甚至危及个人生存，必然的结局就是一场混战———它使良知未泯之人去对抗良知，使他们因此而陷于矛盾、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使本来就是非不清之人在麻木中陷得更深，更难有清醒之日；尤其可怕的是，它给本来就是不法之徒的少数恶棍增加了挑战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