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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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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的隐忧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27：55
□薛涌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1。5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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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中的波德莱尔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42：56
波德莱尔（1821－1867）
□张泠
“喝得酩酊大醉！”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一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如此劝勉众人，但他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也就失去了广告代言的功效。关于他的一本新传记《枷锁中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 in Chains）最近在美国出版，书中坚持认为，这种沉溺，并非诗人灵感的源泉，只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本书作者弗兰克·希尔顿（Frank Hilton）总结了波德莱尔一生中很多问题，包括他“不能解决自己的经济状况，与他人不尽如人意的关系，糟糕的健康状态……”作者相信这些不幸折磨着诗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创作长篇作品的长期障碍”。所有这些，作者希尔顿归咎于波德莱尔的沉湎鸦片，他认为这一点被其他波德莱尔的传记作者低估了。那些作者将这些归因于梅毒（希尔顿怀疑这一诊断是否准确）及其他疾病对波德莱尔身体的困扰，还有他密友们的无情，及公众的愚昧。
波德莱尔的自我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被许多他的传记作者扩充了的观念，集中于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个例，是不能以时俗标准来衡量其行为和人格的天才。“瘾君子就是瘾君子。”希尔顿如是回应。对波德莱尔的其他传记作者，他暗示，宣扬诗人的个人神话，这些神话并不比每个瘾君子钟爱的借口高明多少：迫害妄想症，坏运气，自怜自艾，“改邪归正”的永恒承诺———当然从不会兑现。
作者也将他与19世纪那些被鸦片扼杀的天分甚高的作家作对照，比如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无论后者的鸦片瘾带给他多少痛苦，也给他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他因1821年的自传《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而出名），使得他在今天还不被人遗忘。而柯勒律治，如波德莱尔，代表了无数潜在可能性，但只有部分获得实现。波德莱尔极有天赋，尽管很多浪费于琐事；而柯勒律治的非凡魅力为他赢得韦奇伍德家族（英国陶瓷工艺家）终生俸禄。但他们使得自己也使得钦敬他们的人们失望了，以柯勒律治来说，至少，鸦片成为生活主要内容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沉溺鸦片同样毁了波德莱尔的天分，如果瘾君子们都表达一种态度和行为，那么两人定是以相似方式毁了自己的生活。
波德莱尔与柯勒律治都在童年时失去父亲，并缺乏母爱，都长时期热情地迷恋那些并不会回报他们爱恋的女人，尽管波德莱尔迷人但知识浅陋的情人珍妮·杜瓦（Jeanne Duval）与柯勒律治的朴素聪明的萨拉·哈钦森（Sara Hutchinson）截然不同，两位诗人都围绕他们欲望的客体构建了精致的幻想。
波德莱尔和柯勒律治都曾借助药物减缓消沉和压力，又被服药过量和停止服药之间的两极交替症状折磨：失眠，痉挛，噩梦，便秘，无精打采，绝望。不可否认，他们在鸦片中寻到灵感和意象，但也剽窃，这种过失被他们的传记作者认为与药物习惯有密切关系。对于鸦片吸食者，希尔顿写道，“他们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之间的分界线往往非常模糊”。
两位诗人特征上的不同不能被他们共同的嗜好掩盖。波德莱尔的本能是探索内在幻想的领域；柯勒律治，他所有的“幻想”趋向于外延扩展，即使在他鸦片用量最多的时期，他仍有巨大的写作能量，足以使波德莱尔嫉妒。批评柯勒律治的“懒散”，尤其这些言论出自他之前的助手、后来苛刻的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我们想到他所浪费的能力，我们失去耐心”——具有欺骗性。柯勒律治仅相对于同时代人对于他超人成就的期待而言显得虚度时光了。
柯勒律治也被人们承认曾再三与自己的鸦片瘾斗争，但波德莱尔，希尔顿论述，从未作过努力。希尔顿对比他所认为的波德莱尔的遮遮掩掩、自欺欺人与德昆西的令人钦佩的坦率。部分对照在于国别特征：法国浪漫主义趋向夸张和宏大，英国人则倾向被反讽性自我否定催促的率直。拯救柯勒律治生活的，除却他自己的生命力和达观态度，是他的谦卑、幽默感和把握友谊的才能。在诗人最低落的时候，仍有人———常常是被波德莱尔摒弃为庸俗的中产阶级的人士———照料他恢复健康。在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