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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时代皆此等人闹，当有其时势的原因，亦当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之表现。”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他早年论证隋、唐皆“外国”说：“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论是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还是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皆当疑而证之。更广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当时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若一般民俗，则“琵琶鲜卑语、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间”，载记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谓中华，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来陈寅恪申论李唐帝室非汉姓，曾引起轩然大波，朱希祖尝力辩其非，盖认为此说或暗示中国人久已无建国能力，当日本侵华之时而言此，太不合时宜。早存此见的傅先生闻此则“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其实陈先生所见者远，在他看来，必知“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而“非华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会制度风气变迁兴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
论”。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种族文化融合意义之上，傅斯年看出陈先生所发现者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时代的结构性剧变，即其所谓“时代之Gestalt”。他申论说：魏晋以来“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齐豪强之兼并，调剂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国本由过江之名士，济以吴会之旧门，为社会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边之杂胡，参之中原之遗族而成之社会”，其政体虽与南朝略同，社会成分毕竟有差异。统一之后，“南北门阀各不相下，而新旧又异其趋向”，其终能形成以诸科考试代九品中正的制度，“与隋唐帝室出身杂胡不无关系”。此后科举制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诚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傅先生断定，“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从唐代帝室种族考证“推类”至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科举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笔不易见及。鲁迅曾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一读他人之诗而“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盖心中先有诗，则诗人“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大约总要识力见解相近，然后可产生拨辄立应的共鸣。傅先生能看出陈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广的影响，诚可谓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却常被误解，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其实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将来西伯利亚一带，必多生若干共和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有这样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正因其观察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全集》中类此睿见比比皆是，实在值得认真研读；其书信、遗稿中还有不少论学论时之作，惜未收入。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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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艾滋疫情“信息失真”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01：34
方舟评论
□何三畏
艾滋病对中国的威胁日益显露。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防治工作处于关键时期。”何以至此？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向新闻界坦陈———“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定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这是非常明确而严厉的批评；给国家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说明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关键时期”不容迟误。吴仪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和患者，如实、及时、规范报告和公布疫情，对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那么，对这样“严重的后果”，如何“严肃追究责任”，则是“关键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吴仪此时指出的“关键时期”，是说我们处于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的另一边，是普通人群面临大面积扩散的巨大的悲剧。如何才能不迈过这个临界点？或者最大限度地狙击它使它的危害降到最低，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交好这个答卷，必须认真面对问题，充分总结教训。信息为什么失真，信息是如何失真的？“严重的”瞒报漏报迟报，多大程度导致决策困难？有多少人负责任，什么人应该负责任？疫情人命关天，把天灾的归天灾，是教训的留给自己，这是必要的科学态度。用吴仪的话说，是要“严肃追究责任”。其实，这是依法办事，是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在以后防治工作中能否取得关键性成果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到那些长期以公民个人的名义主动深入病区救治艾滋病的可敬的人们，例如高耀洁和桂希恩。但他们都曾经受到过种种阻力和压力。目前，这些人渐渐获得来自政府的承认和荣誉。高耀洁、桂希恩等靠个人的力量一边排除阻力进行专业救助，一边向上级报告相关信息。我认为，吴仪和王陇德的讲话，一方面是对过去有关责任人的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拓荒者的至高褒奖。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深明大义和勇于担当的人。但是，面对艾滋病这样的大敌，并不是个别人的义举可以制胜的。它必须举国家之力，必须调动政府的组织力量，利用国家的政治意志，才能取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掌握最丰富最可靠的社会资源，包括信息源、知识源、技术源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所以，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才能使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最优化。
同时，要打赢对抗艾滋病的战争，就需要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在这方面，需要我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认真检讨。“信息失真”主要表现就是信息缺失，信息缺失是因为在源头上有人为的阻断。如果漏报和迟报可能是出于麻木无知，瞒报则具有故意的成分。人命关天，为什么有人敢于瞒报？无非是害怕负责。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都是极为可怕的惰性和毒瘤，都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艾滋病不是突然到来的。如果说SARS是对我们面对疫情的“突击检查”，艾滋病则允许我们一边思考一边应对。从1985年我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到今天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走过了将近20年时间。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到底怎样？尽管有多种版本，而最权威的信息是，去年，我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其“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当前的严峻现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