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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列入宪法体现了对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对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维护，体现了对个体人的保护。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保持其自身的尊严，这无论如何是离不开作为个体的人的贡献和尊严。从缔结社会的意义上讲，每个个体人的基本贡献均是不可缺少的，是平等的。社会也正是由于得益于每个个体人的“前提性贡献”，方进而使人类社会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种属尊严，于是个体人也因之具有了相应的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对个体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进行保护。而这种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有助于使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和尊严得到维护和增强，从而筑成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有助于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产生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互动，既可以防止“劫富济贫”，也可以防止“劫贫济富”。这一切，无疑会促成以个体人为基石的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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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目的及其决定
南方周末 2004…03…18 15：34：55
□张曙光
编者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写入刚刚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强调依法征收、补偿，受到广泛赞誉。而在土地征收和征用过程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区分公共目的与商业目的，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此问题展开分析。
■作为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就是因为没有市民的监督和制衡，官员的私人目的，即政绩和形象、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才得以混入了和取代了公共目的。或者说是以公共目的为名，行官员的私人目的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有关公共事务问题上，官员究竟把自己与老百姓的关系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在征地拆迁中，所征用的土地通常用于两种目的：一是公共目的，如用于修建道路、绿地、公园、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土地；一个是商业目的，如一般工厂商户用地、商品房开发用地等。两类用地的目的不同，其征地拆迁主体和方法也有别。用于公共目的的土地，征地拆迁的主体是政府及其相关机构，这种征地拆迁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用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征地拆迁的主体是有关商家，其征地拆迁只能通过双方协商、公平交易达成。
在目前的征地拆迁中，我们不仅没有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目的和用途，反而有意无意地混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比如，政府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大办开发区，在很多地方，这种名目的征地拆迁就混同于公共目的。因为，这些开发区的征地拆迁都是由政府的派出机构，如开发办或者管委会进行的。这里不仅混淆了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而且扭曲了政府职能和政府行为，使政府变成一个积极的市场主体，参与到与民争利的市场竞争活动中去。全国为什么会开办6000多个开发区，就是因为政府在主导征地开发活动。再如，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办公用地，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公共目的用地而进行征地拆迁。因此，分清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是征地拆迁中首先要明确解决的一个原则问题。
作为商业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在遵循政府的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先要由商家与动迁户进行协商谈判，草签协议，然后到政府部门备案或者审批。不应先是得到政府批准，然后再以政府批准为由，强制农户和城市居民接受征地拆迁。这里的程序设计包含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发展商先去政府审批，很容易发生行贿受贿之类的腐败事件。二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政府的权力过大，老百姓又怕官，开发商就会拿着政府的批文威胁和要挟老百姓。三是先签约后备案，体现了一种市场经济自由契约、平等交易的精神。
作为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是以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征地拆迁的主体，但即使以公共用途为目的的征地拆迁，仍然存在一个是否必要，由什么人认定，采取什么方式和通过什么程序认定的问题。比如，抽象地讲，城市的绿地和广场是必要的，但具体如何搞则存在着一个决策和选择的问题，是否要搞那么多，那么大，建在什么地方，征地拆迁的任务有多大，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有多大；是由政府城建部门认定，还是由市民决定，是由市民代表讨论，还是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都必须有一套明确可行的办法。现在是由城建部门认定，甚至是市长拍板定案，然后强制实施，根本不经过一种公共选择过程，既不交由市民讨论，也不听取市民意见，一切都是官员说了算。现在的城市绿地和广场之所以搞得那么多，那么大，就是因为没有市民的监督和制衡，官员的私人目的，即政绩和形象、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混入了和取代了公共目的。或者说是以公共目的为名，行官员的私人目的之实。既然是公共目的，既然拆迁和建设都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为什么不由公共决策和公众选择，而要由官员做主呢？
也许，官员会说，把这样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公众讨论，费时、费力、不会有什么结果。其实，非也。经过公众讨论，有的意见会趋向一致，有的看法会存在分歧。这很正常。一致当然好办，分歧也不可怕，可以修改原来的设想，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即使这时仍由官员拍板，也与原来不经讨论就由官员决定不同。至于费时、费力，也不见得，工作做好了，征地拆迁、建设维护可能更容易、更节约。因为有了群众基础，达成了意见一致。即使真的费时费力，也是应当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有关公共事务问题上，官员究竟把自己与老百姓的关系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应落实在官员的一举一动之中。
（作者单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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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观与人才供需错位
南方周末 2004…03…25 15：10：56
□上官子木
目前我国人才市场出现了白领泡沫、灰领紧缺现象，即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拥有文凭的人不难找，但拥有专门实用技能的工人、技师却四处难寻。其实，从我国历来的教育导向和社会的人才观来看，如今这种教育的人才供给同社会的人才需求之间出现错位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文化价值观，即认为理论性的工作要优越于实践性的工作，以及学术性的理论知识要优越于日常性的实践知识。学校教育则体现了社会所具有的知识价值观，即认定抽象的理论课程比实践课程重要，以及理论能力比实践能力重要。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学校教育把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分开，同时重视理论和书本知识，轻视实践和应用性知识；重视符号技能的训练，轻视实践技能的训练。
从许多知识中挑选出特定的部分来作为学校教育所重点传授的知识，其本身就表达了知识的等级化，即根据不同知识被赋予的不同价值，使知识体系内部形成高低有别的等级结构。当知识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时，不同的知识在教育知识系统内则占有不同的地位，而知识的等级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能力的等级化。当学校教育对知识进行了分层，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视作是比经验性的实践知识等级高时，人的能力也必然被分层，即将动脑能力视作是比动手能力档次高的能力。现行的学校教育正是依据进入抽象知识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