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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包含着丰富的思想。首先，它要求平等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包含不同的职业、阶层、民族，但他们都是平等的，不分谁主谁次、谁先谁后、谁高谁低，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平等保护。如果在人民群众中划分主次、先后、高低，那就必然会出现特权，必然出现歧视，那就不是以人为本。不论是公是私，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给予“平等保护”，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题中之义，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其次，它要求破除“GDP神话”，破除“官本位迷思”。本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可现实是：人没能成为尺度，反倒是GDP成了尺度；人没能成为GDP的灵长，反倒为GDP所驱驰。
在破除“GDP神话”的同时，还要破除“绿色GDP神话”。必须看到，人们一方面在破除旧的“GDP神话”，另一方面却正在树立一个新的“绿色GDP神话”。总之，是见物不见人。“绿色GDP”虽然是比“GDP神话”进步，但在实际运作中的思路与前者同出一辙，即对领导干部的评价系统问题，其核心是官本位。
再次，它要求在领导干部中深入贯彻“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管是“GDP神话”还是“绿色GDP神话”，当它成为评价领导干部最重要评价标准的时候，它暗含的前提是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为了得到好的评价，必须追求GDP或者是绿色GDP。破除GDP或绿色GDP神话，不是否认领导干部合理的个人利益，而是希望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建立在致力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之上。
“官本位”不退场，“民本位”就上不了场。要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重要的不是解决用什么来评价领导干部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主要由谁来评价领导干部的问题。
最后，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必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何谓民主？简而言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不做主，何来以人为本？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就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人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必然包含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因此，只有发展民主和法治，才能真正保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真正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真正去掉蒙在人身上的尘土，让“人”这个字水落石出。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所说：
人之为物，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这样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
让我们重温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那句名言：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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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人类发展观大反省
南方周末 2004…03…11 15：42：03
□本报记者 李文凯
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轫以来，人类便以为自己寻到了自我发展的终极密码，随着滚滚的车轮与隆隆的机器轰鸣，一番无边无际、无限无量的乐观发展前景被反复展示。但这种乐观最终被环境问题击碎，“技术万能论”与“无限发展观”一步步沦陷。
作为一个富于潜力的专有名词，“可持续”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关于林木的“可持续产量”的研究之中，此后关于渔业的“可持续产量”问题再次被提及。
然而最终促发人类大反思的机会，却是一系列充满死亡气息的公害事件：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1962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大作，并非什么惊悚小说，而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论述杀虫剂、特别是滴滴涕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危害的著述。此书的问世，给作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发展必须顾及环境问题的思维，却从此根深蒂固地走进了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中心；书中提到的“可持续性”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概念。
一个真理，往往需要被不断地论说，才可能在人类“致命的自负”里挤出引起注意的空间来。而这样的一种注意，自然还跟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要求“以理性质疑理性”的社会热潮紧密相关：嬉皮士、摇滚乐、同居潮……一系列要求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再“启蒙”的热浪“颠覆了世界”。
而在更为根本的“认知世界”层面上，也开始有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者的反诘——人类的理性虽然是独一无二的禀赋，但它并不足以安排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事实上，连经济运作的进程也左右不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人类可以一力主导经济前行与社会进程的认识论基础也发生了动摇。1968年，来自全球（主要是欧洲）的100多位学者、名流聚会罗马，讨论当时人类的困境与出路。聚会中，基于共同的担忧，与会者以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等人类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为研究对象，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组织。4年后，这个组织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一个世纪中，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
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这显然有失偏激而遭诟病，以至反对者以同样的关键词撰书《没有极限的增长》进行反驳。
但这样的瑕疵不能淹没《增长的极限》的后劲，在“可持续发展”大行其道之后，这个闪耀着人类自我反省光辉的报告，被奉为了“绿色行动”的“圣经”。
1972年实在是新发展观的一个好年头，除了罗马俱乐部的经典奉献之外，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在经过了“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概念观念的嬗变之后，联合国选择从民间机构手中接过了“可持续发展”的大旗。
1980年代初，在美国连续出版《公元2000年的地球》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两本报告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
经过4年的研究与论证，WECD于1987年提交了成果———《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被正式提出。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检讨了“唯经济发展”理念的弊端，强调需要从当代和后代两个维度谋划发展，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及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21世纪议程》，更进一步确认和明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与内涵。
几十载的理论突破，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有了实践的收获。美、德、英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或行动纲领，不约而同地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协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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