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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慢推开老人的水坐起来，对老人说：
“我要向老师说这件事，承认错误。”
“嗯，是该承认错误，认了错就是好孩子。”
李慢眼泪流下来，感到莫名的委曲。
“不过不一定向老师承认。”
李慢眼大眼睛，不解地看着老人。
“你的错误并不大，只要跟我说一声就不是错误。你想拿回家看，看完再拿回来，是不是这样？”
“是，是。”李慢撒了谎。
“书没问题，这书谁都可以看，这是艺术。”
“艺术？”
“是的，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
艺术，这个词是如此的陌生，但现在有了份量。
“艺术包含了一切，身体，美，尊严。。。。。。”老人缓慢地沉思地说着，李慢闻所未闻，虽然似懂非懂，但身体慢慢充盈起来，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注入。
老人没有多讲，在沉思中打住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回家去吧，以后我慢慢给你讲。”
李慢很想听下去，但时间的确不早了。老人让李慢把两本书都拿上，李慢的心又跳起来，想拒绝画册，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来。
“对书一定要爱护，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李慢使劲点头，把书放入怀中，夹好。
馆内已空无一人，闭馆时间早过了，只有工作人员行色匆匆，老人送李慢到图书馆大门口，安全地走过了传达室。李慢一出门就跑了起来，没有回家，一直沿筒子河跑，最后跑到了快到故宫午门城墙的拐角处，进入五月的树丛中。那里百草丛生，有石桌石凳，是李慢最喜欢的地方，夜晚情人在此幽会，白天几无行人，行人都在午门广场。除了这里李慢还能到哪儿看画册呢？
夕阳慢慢透入树丛，照耀着李慢，那一年的春天。
那是1975年，李慢十三岁。
《沉默之门》第一部分：长街长街（15）
没成为一个杂耍演员，让人怀念。那个冬天好像也没什么演出，不过听说在巴黎获了奖，还是大奖，轰动了巴黎。巴黎，我想也不曾想过的城市，就算梦见过天王星或海王星我也没梦见过巴黎。
冬日阳光直照，正午时分，河岸空无一人，我挽着老馆长或者莫如说是老馆长挽着我，我们并肩走在风后的积雪上。老人腰弯得厉害，老得不成样子，但仍比我高出许多，仍昂着
头，因为昂着头脸拉得越发长，目光直瞪，如同过逝之人。最初看到老人远远瞪着我，恍忽以为河边一尊街头青铜雕像。故宫河畔始终没一些雕塑实在让人遗憾，古老名城因此缺少一种艺术底蕴实在不该。石狮铜狮固然是艺术，但究竟还是一种图腾，还是不如人像。
“这雪天您也出来，也不怕摔倒了。”
“我摔不倒。”还是有点南方口音。
“您可真是。我没事的，您不用操心我。”
“你不来看我，我找你还不行么。”
“这路多滑呀，您也不多穿点儿。”
“我不冷。”老人硬硬地说。
老人的固执得惊人，以至有些湖涂，没有温度感。几天来我沿着河岸慢步，凝视雪后的太阳，古老城墙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风烛残年，不久即可羽化成仙，直到见到见雪中老人才发现时间不对。我的时间还无比的漫长，几至让人生畏，让人绝望，一个人可以那么久吗？那时老人一条黑手杖，穿了一件单薄的黑呢大氅，一顶旧毡帽，站在一棵树下，像一只苍老的乌鸫，满地积雪，不禁想起斯蒂文森：
周围，二十座雪山
惟一活动的
是乌鸫的眼睛。
这也是老人赏识的诗，但老人眼睛不活动，直目，好像盲人。老人出来散步，也是为了找我。我送老人回家，与其说我搀扶着老人不如说老人拉着我。老人的手依然有力，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如果老人滑倒我根本拉不住老人，但如果我自己滑倒说不定会一下吊在老人的手臂上，我觉得自己的样子一定十分好笑。假如在杂耍舞台上这一定会是个生动的笑料。想象一下吧，一个类似小道士的年人轻搀扶着一个老人，倒年轻人常常摔倒，像荡秋千似的吊在老人身上悠来荡去，嗯，完全可以演上一阵子。马戏或杂耍的特点除了精湛技艺就是哗众取宠，让人发笑。我记得当时还偷眼看了一下老人的毡帽，觉得很有某种效果，只要再稍加化装老人就是大师，同样可能会轰动法国。老人是西班语翻译家，但法文也是不错的。
老人住北长街一个灰色小院，在一条只有两个院门的小胡同里，原是独门独院，过去有影壁，古木，花园，鱼缸，现在一切面目全非，影壁被推倒，树伐倒，花园盖起了新房。小院归了房管局，搬进许多住户，很快便人丁兴旺，各家的小厨房土围子占用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老人一家被轰到一间房子里，若干次抄家，甚至挖地三尺，已是家徒四壁。第一次抄家还是老人儿子带人抄的，老伴为此气绝撒手人寰。老人的儿子当时大学一年级，文革之初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成为当时背叛与决裂的典型，但是很快还是因为决裂不够彻底被清出红色组织，1968年自愿到广阔天寻求革命，在包头的武斗中冲锋在前，死于乱枪之中，实际上已精神错乱。女儿早早下了乡，回到南方老家，1972年去了香港，后到了美国。
我成为老人身边惟一的人，但直到1978年我才第一次去了老人的家，老人恢复了馆长职务，《洛尔迦诗集》也重获出版，并到了我的手上。我不再是三年前的孩子，三年同老人的接触，使我成了一个越发寡言的人，我与周围人的隔膜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现在看来事实上读了那么多书对我有点过分了，16岁，我既不像一个孩子，也不像年轻人。当然不仅是书的缘故，更有老人的缘故。我与老人的交往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我并没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骄傲，事实是三年中无论我多么深爱老人，对老人始终是持有警惕的，我们的接触仅限于图书馆，直到老人平反。我与老人的交往在1977年一时成为校园佳话，但我自己清楚我是不真实的，某种程度我始终部分扮演了一个监视老人的角色，因为某种直接性我的警觉实际上超过了所有同龄孩子，同时这也是我与老头交往的一个心理支撑和正当的理由。这些当然不是很明确，但它们是存在的。泰戈尔不能抹去老人的标签，普希金不能，冰心不能，洛尔迦也不能，这些都是文明典范，但仍不能清除我对老人的警觉。人们越是赞扬我，把我视为有思想的小典型，我越是觉得出入很大，是个玩笑。我无法告诉别人事实上我扮演了某种打入敌人内部的角色，这是多么荒唐，真实有时不能说出，也无法说出，甚至老师也不让说出。我没勇气向老人说出真相，只能加倍地热爱老人，无条件热爱老人，什么也不信了，只相信老人。我去了老人家，结果让我吃惊。
《沉默之门》第一部分：长街长街（16）
我记得那年已是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单位发了点过新年的年货，要我给老人送去一篮子鸡蛋。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母亲想到了。母亲说老人对我帮助那样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快过新年了应该到家看看老人，老人虽然恢复了职务，可家破人亡，身边没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是母亲提醒我去老人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我非常高兴，知道老人住哪儿，这条街无人不知。我如此兴高彩烈到了老人的小院，可一进院子心先凉了一下，老人房门上墨画的黑叉子赫然还在，虽然淡了但仍十分清晰；窗棂斑驳，陈年的柿子皮烂菜叶还粘在上
面，烟筒正在冒烟。小院已十分拥挤，四周都伸着烟筒，我虽然没见过早年有花园的小院，也没见过孩子们眼中的魔鬼屋，但我觉得一切不该是眼前的这样，应该是什么样我不清楚，我的兴高彩烈包含了某种理想化的东西，眼前的普通与黑叉让我定了一会。
敲开了老人的门，更是一下愣住了，如果刚才仅是有点幻灭，那么现在我真的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老馆长人没变，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