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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报告报告，门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喊着内容不好的反诗，要不要处理他们？”年轻的门卫紧张地抓起电话。
“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
不一会，教委大院内走出一位某部门负责人。他已经远远看到了那两位学生：“就是你们俩？”
“没错，就是他俩。”门卫十分严厉地报告道，“刚才他们在这儿大声念着不好的诗！”
“是这样吗？”
“我们是念了诗，但那是好诗，是伟大诗人歌德的那首《为了穷人》。”学生开始反驳，并重新又向那位教委官员朗诵了一遍。“他不懂。这是坏诗吗？”
“对，这是首好诗。可你们有什么事吗？”官员问学生。
学生激昂地：“我们只想问一句：国家教委为什么提出让我们交学费？我们是山区来的，根本交不起。请问先生，难道社会主义大学要把穷人赶出大学门？”
原来如此！
教委的官员和言悦色地把学生请到接待室，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了。
是啊，为什么突然要让学生们自己交学费！收了学费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只有一个答案：一切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
震荡最后的堡垒20世纪末的中国是什么？
是一头已经昂起头在呼啸的雄狮。
是一列已经启程并在快跑道上飞速前进的战车。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革命风起云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开放与革新，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一向缔造革命理论与改革模式的中国教育界，则仍然拖载着那辆旧体制的老破车，与时代格格不入。
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
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
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自改革开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
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12亿人的吃饭啦？
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是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
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吃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起到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作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部门曾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以此想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之推行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
1994年，国家终于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一座大学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论，光一个学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万学生就是500多个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家日益为这样的学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时候，另一方面全国居民的家庭银行存款却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至1997年底个人存款总额达50000亿！
个人的腰包在不断膨胀，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钱，这样的国家最后不被拖垮几乎没有可能。
再看看这样一个现象：1997年7月浙江温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当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女儿公开招聘一名专职家庭教师，许诺执教后学生年度成绩跃居班级前5名的，奖家庭教师30000元，成绩居年级前10名的奖8000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学，一次性重奖15万元。家庭教师平时的待遇：包吃包住，卧室配空调、电脑、电视，月工资1200元以上。
可以为了儿女上大学出巨金请家教、找好中学，这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烟和家长们为了给子女择所好校而不惜代价的举动，谁能说有几个不是为了儿女能上大学？既然上中学愿意或完全承担得起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那么大学收费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大局和国民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学就得交费的重大决策。
这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个惊雷。其实它已经来得晚了，它之所以要响起也实出无奈，它之所以迟之今日才响起同样出于无奈——中国还有上亿家庭仍处在经济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
国家因此而仍然承担了每个学生80％左右的教育总费用。
人民共和国想的是人民。国家同时考虑到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高校情况，规定对农林、师范、地质、石油、体育、航海、民族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大学生免缴学费。
据教育部门和有关社会调查机构测定，收费后的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类费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个数目对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门以为，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学期间所花出的两三万元投入则很小。
国家的帐目，清白优惠，无可非议。
然而大学收费仍是震荡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惊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荡，是来自两个原因：传统的习惯意识和确实难以承担的经济困难。前者是一种观念更新，是可以靠说服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沟谷，谁来为之填平？
据资料表明：在大学中来自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占总数的60％以上。
同样有份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的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子女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
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这样产生，其面涉学生总数的20％左右，其中5％至8％为特困生。
五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100元，就是1个亿。1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能解决问题的则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这便是10个亿。
10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但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