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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每年约20万元。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
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尚再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1996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40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1997年准备贷款金为61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
在中国最高学府之称的北京大学其实也有一支3000多人的“贫困大军”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坚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给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部的人有一天因为连续接待好几位捐助者而忙不开身，竟把两位带了10万元巨款捐助者给气跑了的事后，山西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杰敏十分感叹道。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开玩笑地问王书记。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说：“5万元。5万元我就能基本解决贫困生问题了！”
“5万元就够了？”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学生处了解到，山西农大这座拥有4000多名学生的农校，其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上农大，一是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其它重点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农业大学是国家给奖学金的（其实并轨制后农校等专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他们才冲这样的学校而来。
我还知道，这个学校的近一半学生在上学时是家里拍卖掉了家产才进了校门。
王书记很歉疚地苦笑说，我们全校六七千师生员工都是些苦惯了的可怜人，你都看到了，虽说我们山西农大也是省重点高校，离太原不算远，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时，但我们是真正的“村办大学”——学校四周全是生产队的农民，两年前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户口还都是在离这儿好一段路程的太谷县城上。我们许多农村来的学生一进农大门，就叫冤道：这大学怎么跟我家那儿差不多呀！你问我们的贫困生比例？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或者按东南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学生可能都得算贫困生。现在各高校划分贫困生的依据主要看学生饭卡上的消费来衡量，当然还有个地区消费水平不一样问题，但现在有些情况也在变，你说我们学校就在农村，可物价并不比你们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应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还贵。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费是多少吗？告诉你吧，我们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这是平均水平啊！说起那些困难生的生活消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有个同学3个月没吃掉100块钱！你问怎么吃的？你想能吃什么呀！有人看他每顿就吃一个馒头和一碗不要钱的稀饭！他是学农艺专业的，学校每月发给他72元补贴，照理也不至于这么惨嘛！可我们一调查，这学生每月得向家里要倒贴三四十元寄回去。我们的学生大多是农村来的，而且又是那些贫困山区来的孩子，他们的家庭不仅不可能给任何经济资助，相反还要学生给寄钱。有的学生家长说你娃儿上大学了，就是国家给钱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里寄钱嘛。那都是些没有文化又穷得叮当的国家重点贫困地区的农民，你摊上这样的一大批学生，学校能救助得过来吗？肯定不行。学校本身的教育经费就紧张，再加上校舍已经老化陈旧，早需要改造修缮，这些都等着要钱。可国家给的钱又基本只能维持“人头费”，想干点其它事就难了。你问有没有社会捐助？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咱这儿离省城有一段路，又是农业学校，有钱人是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捐钱是讲究回报的，我们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自然人家不愿把钱扔到我们这儿。我们学校这么穷，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笔捐助2万元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来的，他在八十大寿时不为自己祝寿，而把这笔钱拿到学校让捐助那些贫困学生。精神可贵啊，我们也是十分看重这笔钱的，专门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励那些家庭贫困又能自立和学习好的学生。话得说回来，这2万元钱要用在我们这么上千人的贫困生身上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我们多么想呼吁呼吁那些有识之士，不要总把目光放在那几所名校上，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村的人才是关系我们民族能不能振兴的大业。再说，农业实际上也是非常有远景经济意义的。要说起贫困，像我们这些专业学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学校贫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王书记有倒不完的话，他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中国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我到过农、林、渔还有地质、石油、煤炭等专业学校，这些院校的贫困生问题是最严重和突出的，而他们由于往往既受到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影响，又受到行业自身机制的局限，加上环境、地理等条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匮乏，故根本很难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贫困生的奖、贷、助、补、免等工作。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赞助，所以，贫困生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几乎又在短期内难有改观的可能。
据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专业高校在大学总数中占三分之一多，而这些学校的贫困生总数约为全国高校贫困生总和的三分之二还多。重视和关注这一层面的高校贫困生问题已迫在眉睫。
因为单靠国家和学校自身，这些专业院校是很难真正趟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两三天内，我分别对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再次进行走访。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园”，这是他们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学生都在这儿。去之前我已经翻阅了97年考上北大的几位“状元”贫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儿我便期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些贫困的感觉，但我“失望”地没找到。第一个是黑龙江的文科“状元”刘某某，他在考大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极为悲惨的经历，母亲重病几年里他或打工辍学或跳级以缓家庭负担。这样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农大什么的高校，也许可能在进入“龙门”后又不得不退学，或者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肯定十分艰难。但我见到刘某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现在不是贫困生了！我不贫困，真的，我没什么说的。”第二位是位山东女生白小姐，也是97年的“状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区，靠玉米面长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穷，父亲在她上中学时就病逝了。因为是“状元”，所在的中学奖给了她3000元钱，她靠这个钱到了北大，后来学校马上给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学费。
白小姐告诉我，这一年中她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她说估计以后也不会要家里再负担了，因为她每年的学费学校基本都可以给免，她的生活费便是学校的奖学金。“加上每月80多元的副食补贴，我的生活费足够了。只要好好学习再拿点奖学金，4年学业就不成问题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说。最后一名被采访者是“昌平园”有名的“贫困族”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阳人。老家也是个贫困地区，当年为了跳出农门进“龙门”，小朱从初中时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两个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时刻勉励自己，并终于在1997年的9月圆了北大梦。我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说按照苦孩子的标准已经没问题了。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又发了他2000元的助学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补贴和交通补贴，“生活绝不会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