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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0000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记者采访、电视摄像，你在接受捐助时还要感激地说些话。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在给人家展览，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99个……
第13章：漂泊的高级盲流与依旧的贫瘠秃丘
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桥路边的某高校的毕业典礼刚刚开完，毕业生赵小刚激动地双手捧着盼望4年之久的红皮烫金大学毕业证书，他面对西北方向，泪流满面地断断续续说着：“……爸，你儿子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你那年在小煤窑用生命给我换来的两千元学费没有白花呀，爸——！”赵小刚“扑嗵”一声双膝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等他从悲喜交加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连床上铺盖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赵小刚本来也准备下午离开学校，只是觉得同学一场，该相互打个招呼，于是便留了下来。入夜，往日热闹异常的宿舍里顿时变得静悄悄，这更勾起了赵小刚的浮想联翩——是啊，4年的日子，对赵小刚来说太漫长、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4年前，自己捧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又不敢给父亲看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睛朗的日子，可赵小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亲面前半天不敢说话。“啥事？快说嘛，我还要去矿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开锅了。”父亲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儿子。赵小刚不得不把揣在怀里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出来：“我考上大学了。”
儿子早知道父亲听这事后不会兴高彩烈，但他还是没有想象出父亲竟会朝他发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赵小刚眼泪夺眶而出：“爸，你就让我上大学去吧。家里的债等我上大学后也像城里人那样赚了钱，我保证全部还掉它！”
“真的？”父亲一脸严肃。“真的。等大学毕业后我再挣不了大钱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这个山寨！”儿子跪下双膝，面朝父亲，对天发誓道。父亲受感动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学里的书好好念，我兴许也能看见咱赵家的祖坟上也能长大树了！去吧！”
父亲转身从里屋那个谁也不能动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钱，交给儿子：“这是我刚刚从矿主那儿借来的，本来就准备给你念大学用的。我没跟你说，是不相信你会考上，说实话心里确实也不想让你再去念书了。你莫怨爸，谁叫咱们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从小不爱跟父亲说话、打心里嫌父亲目光短浅的赵小刚，一下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他终于明白，父亲平时常打他骂他，但心里同样是深爱着他的，就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赵小刚就是拿着父亲从矿主那儿借来的2000元，走进了大学门，并且艰难地跑完了对他来说是太漫长的4年血路。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因为自己是“贫困生”而屡遭的冷眼与歧视，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过寒假时父亲为了还矿主的那2000元债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到矿上干活？父亲告诉他，矿主要让他还钱，因为还不出就只好给人家加班出苦力呗。父亲临走时，朝儿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说：“以后就看你的了，爸这一辈子只能给人做牛做马，可也没养活好一家人。唉——！”长叹一声后，父亲驼着变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雾之中。那一天，赵小刚有一种预感似的，他觉得父亲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小时后，矿上的人前来报信：小煤矿崩塌，包括赵小刚父亲在内的5个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
日后，矿主还曾为2000元的借款找过赵小刚的家人和他本人。这种黑了心的要求理当被拒绝，但此事却一直像一团阴影跟踪了赵小刚的4年大学岁月。在赵小刚的潜意识里，父亲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如今他捧着这鲜红的毕业证书犹如捧着父亲的那颗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时此刻的赵小刚思绪万千，他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回贺兰山，在埋下父亲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100个头，以奠亲情。
“小刚，你怎么还没走？”突然，一位同学闯入宿舍。
赵小刚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他有些发愣地问同学：“我们宿舍的几位都跑哪儿去啦？招呼也不打一个……”
同学笑了：“人家都快当上某外企主管了，你倒好，一点也不愁呀！”
赵小刚觉得奇怪：“我愁啥？现在大学毕业证书都拿到了，有啥发愁的？”
“哈哈哈……看看，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大学方向有问题，专门培养高智商而忽视社会实践能力。眼前的你不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吗？”同学犹如在课堂里高谈阔论开了：“赵先生，你以为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救你了？可以使你一个山娃娃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错了！尊敬的赵先生，你要清楚地明白，现在的你，跟4年前那个土得身上掉渣的赵小刚丝毫没有多大区别。一句话，你依然是个穷光蛋！不是吗？”
“我？我怎么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我的毕业证书少别人一个角吗？”赵小刚急了，拿着红皮毕业证书像要说明一个几千年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回轮到同学摇头了：“赵先生呀赵先生，真没办法跟你说。我问你，你现在身上除一张毕业书外，还能不能拿出100块钱去买张回家的火车票？我再进一步问你，你即使回得到家，你想过没有，你是骑着毛驴在那美丽的贺兰山小村庄上走‘信息高速公路’，还是扛着扁担去进行‘网络’耕作？想一想，我亲爱的同学！”
是啊，我回贺兰山能干什么呢？是带着一个鲜红的毕业证书去与那矿主讨回父亲的生命？还是拿着这鲜红的大学文凭放在屋里的台桌上每天让全家人供着？不，我不能这样空着双手回家，我要成为一个富有者！赵小刚想起了他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曾经在父亲面前许下“日后要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的愿，顿时他有些激动地拉住同学的手：“你一定帮帮我，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发财……”
从此，茫茫人海的北京城内，又多了个每天匆匆忙忙又不知在干些什么、收获些什么的“盲流”。而赵小刚则是京城百万盲流中的几万“高级盲流”之一。
所谓“高级盲流”，有位社会学家对此作了这样的定义：泛指那些脱离人事关系、户口关系，在外地工作或找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而这中间，高校的毕业生则居最多。据某高校学生部的一位老师介绍，现在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已渐趋自由择业，所以学校除国家部分指标外，一般已不管你毕业后的去向，换句话说，只要你有能耐，就是留在皇宫当天王老爷，也没有人管你。因此，大学目前实际出现的又一种情况是，辛辛苦苦4年间动员各方力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一旦帮助他们走完这4年学路后，至于再下面的路，学校一概不管，也管不了了。